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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共南乐党组织的创建与早期革命活动(1926.10~1930.5)

文章作者:南乐县委党史研究室     文章来源:搜集     发布时间: 2019-07-23     阅读:50

南乐党史

第一章 中共南乐党组织的创建与早期革命活动(1926.10~1930.5

第二节 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一、南乐进步知识分子在大名七师入党

1923年,南乐青年学生刘大风等考入大名七师。在谢台臣等的影响下,逐步接触《语丝》、《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对新思想、新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与同学共同编辑校刊《曙光》,来扩大传播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斗争。他关心时局,勇于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192410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组建一支从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军,讨伐吴佩孚、曹锟。对冯玉祥“倒戈”吴佩孚是进步还是倒退,在七师学生中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说冯玉祥很坏。刘大风则认为不然,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冯玉祥倒戈,停止了直奉战争,使人民少受战祸之苦。这一观点,获校长谢台臣的赞同。他在讲历史课时,对刘大风的观点给予了支持。刘大风回家后,又得知:在直奉大战中,军阀部队抓去村里许多人当差,其叔父亦在其中,被迫用自己的牲口、大车为军阀运送军械,一路上无法忍受挨打受气,行至天津,扔掉大车、牲口,偷跑回家。混乱中,家里又遭土匪抢劫。这使刘大风进一步感到社会的黑暗,愈加痛恨军阀,深深悟出一个道理:只有革命,才能拯救社会。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参与领导“五卅”惨案后援会的各种活动,在大名城内关帝庙召开的市民大会上登台讲演,慷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呼吁民众对上海工人给予热情支持,激起与会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强烈义愤。刘大风常作诗咏志,鼓舞自己勇往直前地投身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去。

在南方北伐已出现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北方却仍受北洋军阀的统治,白色恐怖十分严重。1926年夏,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开封团市委负责人冯品毅应他的老师谢台臣之聘来大名七师担任英语教员。谢台臣对冯品毅很器重,他向学生介绍说,冯先生是“五四”时期的先进人物,虽然年轻,可思想很成熟,大家应很好地向冯先生学习。从此,冯品毅在七师一方面搞好教学,另一方面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播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广大民众的压迫、剥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介绍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学生讲解《唯物史观略释》、《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其他社会科学读物。不久,他还发动组织了“读书会”,吸收进步学生赵纪彬、刘大风、李大山、裴志耕和成润等10余人参加,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冯品毅多次找谢台臣等学校领导人谈话,向其深入介绍了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方面的理论观点,还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讲大革命发展的形势。这样,冯品毅的教育,宣传活动深深打动和影响了七师进步师生,使他们懂得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受影响较深的有刘大风、赵纪彬等学生。他们得知自己的冯老师是共产党员,平时就常到冯的住室交流对时局、理想的看法。

10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

同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冯品毅要离开大名七师,去上海工作。刘大风知道后,在冯离开前的某晚,跟赵纪彬商量:“听说冯老师要走了。他走之后,我们再找党的关系就不容易了。临走前让他介绍我们入党吧!”此想法得到赵纪彬的赞同。于是他们就给冯品毅写了一封信,其基本内容是:首先写其师冯品毅虽然在七师任教时间不长,但对他们的教育,帮助却很大;其次表示对军阀混战和社会给农民带来贫困的极大不满,对大革命浪潮到来感受的无限鼓舞,对冯突然调走的十分惋惜;最后,申明想参加革命活动,请冯品毅介绍他们自己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语言表现得很恳切。冯品毅看到后,把他们两个叫到他的屋里问道:“为什么要入党?”他们讲:“因为对军阀,对社会不满,要改造它。只有革命,除此没有别的出路。而革命,唯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希望。所以,我们要求参加党的组织,投身于革命之中。”当场,冯品毅就同意了他们的入党要求,并把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的最终目的、党的名称、代号等都讲给了他们,还告诉了他们通信密写的方法和河南省委的通信处,即开封东大街天主教堂,要求他们在学校中发展党组织,并走向工厂、农村,积极发展工人、农民入党。回宿舍后,刘大风、赵纪彬就向他们最亲密的同学李大山讲述了此事。李大山也就在当晚争取了冯品毅介绍自己入党。第二天,冯品毅又发展了成润、吴益普。于是,成立了大名中共第七师范学校党团支部,书记刘大风、赵纪彬负责宣传,李大山负责组织,成润负责团的工作。这一支部是直南地区较早的党组织,刘大风是南乐第一位共产党员。

冯品毅走后,刘大风就给河南省委写信联系,但没有回音。他们就在七师独立自主地开展党的活动,继续发展组织,至寒假前,已发展到10多名党员。南乐籍学生李渭川、朱智仙、石仙洲等也陆续入党。并且,以扩大“读书会”名义吸收更多的同学参加革命活动,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和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等黑暗势力,在社会上造成了积极影响。

当七师的共产党员读到该校订阅的《华北新闻》报登载的北伐军光复南昌与农民支持北伐军的消息,联系到其师冯品毅临走前提出的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的要求,从中受到启发,即在放寒假前,召开支部党员会议,安排所有党员放假回家,向农民宣传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在农村发展党团组织。

二、基层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一)中共佛善村支部

佛善村位于县西部,是全县闻名的大村,土地瘠薄,水、旱、蝗、风灾时常发生,加之土地大量集中于地主手里,农民生活极其困苦。豪绅地主勾结官府,横行乡里,对农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有理无处辩,有冤无处申,迫切盼望对现实社会的改变。

19271月,大名七师放寒假后,刘大风、朱智仙肩负发展党组织的使命回到家乡佛善村,与农民群众促膝谈心,向其介绍国内革命形势,讲解革命道理,揭露社会的黑暗,分析贫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阐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以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经与出身富裕家庭的刘峰的多次深入交谈,引起他对社会制度的思考和对广大贫苦农民的同情,决心跟定共产党投身于改变社会的斗争中去。他们看其条件成熟,就发展刘峰为中共党员。刘峰接触了一些贫苦群众,便主动在他们中间展开工作。他首先启发自己家的雇工刘介发(刘介寿)的革命觉悟,在交谈中感叹道:“现在这个社会真不合理!”刘介发问道:“怎么不合理呢?”刘峰说:“穷人经常劳动,一年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地主及富农不劳动,还吃得好好的,穿得好好的,这能算合理吗?”“怎样才算合理呢?”“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谁也不剥削谁,这才算合理。现在共产党就是为了这个。”经过与刘介发的多次交谈,终于为他指明了革命方向,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于是,就吸收刘介发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介绍潘斌(潘真)入党,于19273月成立了南乐县第一个党小组,组长刘峰,成员潘斌、刘介发。随后继续发展了吴书升,吴思温等一批党员。4月,成立了中共佛善村支部,支部书记刘峰,组织委员潘斌,宣传委员刘介发。这是南乐县的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它揭开了在南乐县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实现翻身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此后,又发展朱喜文、三老张、大老张、二陈庄、潘善、王发财、李同学、孟铁锤、二麻斗、冯七、李二顿、李向善、大牙兴、潘歌、潘洪渐、刘住卿、张起、杨明堂、大乐、李桥,使党员数量达25人,划分为两个党小组,刘介发、吴书升分任两个党小组组长。

支部成立后,在对地主展开多次斗争的同时,为扩大党的影响,宣传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于1928年夏,经支部专门研究,将县西地区划分为三片,由吴书升负责豆村、岳村一带,刘介发负责寺庄、岳固、碱店一带,潘斌、李同学负责后翟村、蔡庄、张庄一带,分头散发传单,宣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鼓舞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动员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19297月,刘峰调离,吴书升任支部书记。

(二)中共石任村支部

19271月,在七师入党的南乐石任村青年学生石仙洲也于学校放寒假期间开展党的工作,在本村小学向师生宣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革命理论,带来一些进步书刊《劳工神圣》、《为什么》和陈独秀的《搬运夫》、大名七师校刊《曙光》让师生传阅。在《劳工神圣》中写有“在中国和各国一样,有所谓穷人与富人之分和无产者与有产者之别……布尔什维克是个新东西”等语;《搬运夫》描 写了码头搬运工人的痛苦生活。这些书刊内的文章,说理透彻,感染力强,对胡通三,陈子敬等师生触动很大,使他们对所处社会的了解由肤浅到深入,对孔子学说由赞成到反对,产生了对贫苦劳动人民的同情,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代表广大贫苦人的利益的,跟共产党走才是正确的选择,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于是,发展小学教员胡通三入党。石仙洲、胡通三通过平时观察,了解到学生中陈子敬的思想最为进步,倾向革命,他们便在一天晚饭后,将陈叫到校院苇笆棚之下,叫他默默诵读孙中山遗嘱3分钟,向其发放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陈独秀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写的宣传文章,让其平时认真阅读。其中有“中国自南至北,无论大都市和穷乡僻壤,皆为贫乏之农夫和劳苦之工人之所在,当知其所受之痛苦亦莫不尽相同”。当场,石仙洲、胡通三宣布发展陈子敬入党。接着,建立起党小组,胡通三任组长。

党小组成立后,连续向广大群众作街头宣传和入户宣传,激烈抨击军阀的腐败,热情歌颂北伐战争,为群众指出光明的前景。他们介绍说,“南军(北伐军的俗称)打过来了,不要苛捐杂税,大家都有饭吃”,“叶挺的军队称‘铁军’,最能打仗。里边有共产党。共产党最新最好”,“北伐军有俄国的鲍罗廷指挥,当顾问。国民党的军官学校里有共产党人任教官”。他们宣传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工人罢工力量大”、“实现耕者有其田”、“民主选举县长好”、“共产党为了人民闹革命”,等等。群众从中受到很大鼓舞,盼望北伐军的早日到来,询问“来到哪里了,啥时来到咱这儿”?他们回答说,“快了,来到武昌了”。

在向附近村农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提高革命觉悟的基础上,于1927年下半年,党小组作出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决定,要求在发展工作中应掌握的入党条件是:(1)对党忠实,积极,勇敢;(2)不攀富豪之门;(3)执行党的决议,保密,缴纳党费(两枚铜元,无钱缴纳者,要事前说明情况)。

按照党小组决定和入党条件,石仙洲、陈子敬发展杨好儒、杨好刚、刘春树、陈之忠入党。并在刘任村通过个别走访农民,发展了刘雨顺等10多名贫协会员。同年冬,建立了中共石任村支部,公推杨好儒为支部书记。

在支部领导下,继续深入宣传革命思想,向地主展开了各种斗争。1928年春,陆续发展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入党,有石良才、杨登云、杨白小、赵文魁、刘好善、刘可从、刘可传、刘菜饱、陈得太、陈信、陈国爱。支部共有党员达16人。

(三)中共留固店支部

19271月,任村小学放寒假期间,入党后的胡通三回到本村留固店,发展胡冲霄、胡建勋入党。在党员队伍逐渐扩大的基础上,于1927年冬成立了中共留固店支部,支部书记胡冲霄。1928年冬,在七师党员赵纪彬的指导下,以办平民夜班学校为掩护,组织中贫农青壮年群众70余人进行学习,让他们掌握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192812月,为扩大党的影响,村支部不断组织进步青年到附近集贸市场游行宣传,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军阀混战,取消苛捐杂税,没收豪绅土地”等口号,同时也推动了该村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党的队伍,至19305月,全村党员已达20余名。

(四)中共南乐一高支部

19292月,李调元任南乐县立第一高等完全小学(简称一高)校长后,中共党员刘大风、喻屏(郭颂尧)、石仙洲、李渭川、王师韩等陆续来该校任教。他们以教育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抛弃以往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等教学内容,自己选编和自创教材进行讲授。刘大风在讲语文课时,向学生讲解他自己写的诗歌。在《听》中写到:“听!是沉重的炮声!听!是杂乱的枪声;要闻声而奋起;听!是敌人重伤的哭叫声!听!是敌人溃退的脚步声!挥戈沙场的朋友们,要勇敢地杀上前去啊!”给学生以鼓舞和勇气。在《征途》中写到:“为了环境的压迫,真理的探寻,在群鸡乱叫声中,在晓色苍茫的时分,我整好了行装,辞别了双亲,开始了飘泊的生活,离却了故旧的友人。我在雪的旷野间行走,在坎坷的道路上驰奔。这时残星已落,月色已沉,只有阴森的冷风,吹透我的寸心。我踏遍了层层黄沙,窜出了密密的重林。沙上笼罩着惨白的冰雪,林中吼出夜鸟狂鸣的哀音,……我寻不见遭了惨杀的英魂,我只见到荒草乱石中的殷红血迹……”再现了他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艰辛历程。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并给学生介绍鲁迅、蒋光慈、郁达夫、郭沫若的作品和青年进步读物等。石仙洲、李渭川结合工人、农民受资本家、地主剥削的实际,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学校改革了历史课教育方法,不按朝代更替线索组织内容,而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组织内容。建立了学校图书馆,购买了大批的社会科学及文学书籍,强调学生自治运动。这样,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逐步把学生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使他们对唯物主义产生了信仰,对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对现实的社会制度增强了不满情绪。有的学生通过在作文中记述农民割麦子、打高粱叶等辛勤劳动换来的果实被苛捐杂税、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贷所侵吞,抒发了自己对社会的愤愤不平。这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298月,吴子正、姚喜兆、张学颜、张双林、杨深堂等先后在一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南乐一高支部,支部书记吴子正,组织委员姚喜兆,宣传委员张学颜。

党支部成立后,组织学生党员利用课余时间经常为党员教师刻写、油印传播革命理论的讲义,为党抄转秘密文件,在进步同学中介绍中央苏区和全国革命形势,在夜晚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向中央苏区输送1名干部。

(五)中共东节村支部

东节村位于南乐县域东端,在徒骇河东畔,与山东交界,地主阶级与贫苦农民的矛盾十分尖锐。姚随香为地主扛活,出的牛马力,换来的却是地主对他的无情歧视。在地主眼里,他还不如地主家的一个粪篓宝贵。在一次下雨时,地主发现一个粪篓淋在院里,就叫姚随香拿到屋里。可这时雨下得很紧,且姚又身体虚弱,不愿马上去拿,答应趁雨下得不紧时去拿。地主不准,大声吵骂,要他立即拿回!姚随香只得冒大雨拿回粪篓,将全身上下淋了个透,冻得直打哆嗦,遂大病一场,差点丧命。1928年秋天,地主刘景温诬说吴玉歧偷了他的玉米,硬将吴捆绑拷打,给予经济处罚。农民二庚臣在路上行走,不小心与地主刘景温相撞,刘就罚庚臣为其做数十套军衣,等等。这些都导致农民对恶霸地主的极端仇恨。

1929年年底,该村在南乐一高上学入党的姚喜兆、张双林、张学颜回家度寒假,成立了中共东节村支部,支部书记姚喜兆,组织委员张学颜,宣传委员张双林。并召集贫苦农民在自己家的牛舍和村北野外坟地多次开会,诉说农民遭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经历,明确斗争目标,激发反抗斗争情绪,说明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彻底消灭压迫,剥削的道理。在反复教育,启发考验的基础上,先后发展吴玉歧、姚洪钧、姚奎强、姚随香、姚新芳、姚国秀、姚云秀为中共党员,使党员人数达到10名。

支部成立和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后,几度开办冬季夜校,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宣传国内革命形势、党的主张,讲解唯物论的观点,唤起群众的觉醒。每次受训人员30人。并且利用夜深人静,便于活动之际,将党员召集起来,分成3个组,携带红土罐、传单在东至山东朝城西门,西至韩张,南至观城县的马集、王庄集,北至福堪,东西、南北各3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散发传单、小册子,于坟地石碑、村头书写“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中央万岁”等口号,对制造浓厚的革命气氛,扩大党的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05月前,南乐县除以上基层支部外,还有中共古寺廊支部,1927年冬建立,支部书记王振华;中共近德固支部,192712月建立,支部书记李渭川;中共南乐县城支部,19298月建立,支部书记王同兴;中共南乐乡村师范学校党小组,1929年春建立,组长陈子敬,初有党员3人,后发展为7人。并且,在其他若干村庄还建立有个别党员关系。

三、县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92737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红巷十三号成立。

寒假期间分别在家乡开展党的工作的七师共产党员于1927年初春开学后回到学校,继续在校内活动。3月,刘大风与训育主任王振华交谈,告诉他,自己和几个同学已经入了党。王振华接着将这一情况告诉谢台臣和晁哲甫。随后,谢台臣对刘大风讲,北伐军已到武汉,毛泽东在那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你们可到那里接受培训。刘大风爽快地同意下来。

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共拿出90元钱,让刘大风等3人做路途费用。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将工作交给了成润和吴益普,决定先与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区委取得联系,要求介绍他们参加培训。于是就到北京找到赵纪彬的同学、好友、濮阳人、中共党员,正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李素若。他们3人就在李素若住处府右街罗圈胡同甲字14号住了一段,让李为其和北方区委取得联系。此时,北方区委机关设在苏联驻华大使馆,李大钊亦在这里,进出不易。他们就把大名一带党组织的创建情况和到武昌讲习所接受培训的要求写成报告,让李素若送达。

3月下旬,李素若带刘大风等3人到政治大学宿舍里见到北方区委负责人刘伯钊。刘伯钊告诉他们:“组织决定,你们3人,只准1人去武昌学习,其他2人回大名坚持工作。”他们3人经过研究,决定刘大风去武昌,赵纪彬、李大山返回。随后给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写了封信,说明求学困难,想返回。谢等收到信,马上给刘大风等3人发了电报,说“在京求学既有困难,速回”。

刘大风从北京出发,经天津,乘船赴上海,准备先去找冯品毅。途中遇杨天然(后知他是北方区委的交通员),得知他认识冯品毅,于是同行到上海,住在江南大旅社。

19274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利用流氓特务,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打死工人纠察队队员120人,伤180人。13日,上海10万余工人,学生游行示威,遭反动军队屠杀,死百余人,伤无数。驻沪美英侵略军也帮助蒋介石捕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到15日,即有300余人被杀,500余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418日,蒋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就在事变发生的当日,刘大风来到冯品毅在上海的通讯处黄浦路1号,按化名“马恕”找冯品毅,可警察不让进入。刘大风只得返回住处。当日他在报纸上看到,黄浦路1号是苏联领事馆,已被包围搜查。两天后,刘就登上了去武昌的船只。

4月中旬,刘大风到达武昌,首先找到曾担任他英语课的教师王虞传(在冯品毅之后),又到顺直省委驻武昌办事处找到李希夷,在“五大”会址找到北方区委的代表,让其证明自己是中共党员。刘就持他们写的信件见屈楚豪,由屈介绍到中央农讲所。从此,刘大风吃、住、学全在该所。中央农讲所以邓演达为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夏明翰为秘书,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邓演达、毛泽东、陈克农为常务委员,其根本目的是用马列主义武装学员。在农讲所学习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共800余名,大都是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农民占的比例最大。该所对学员按军事编制进行管理,除讲授农民革命理论课程外,还定期举办时事报告和讨论会,组织学员到农民中调查。同时,每日操练两个小时,每周开设一次军事课和进行一次野外战斗演习。在课堂上,毛泽东、恽代英、方志敏、彭湃等曾讲课。毛泽东在讲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如何看待和组织农民运动,给广大学员指明了方向。他用生动的比喻说明“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道理。谆谆教导学员要坚定地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到乡下去,实行农村大革命。刘大风在这里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学习了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和武装问题等理论,受到了军事训练,提高了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素养和真实本领。

5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偷袭武汉。刘大风随农讲所800名学员编入以叶挺为师长,恽代英为党代表的中央独立师。在独立师与夏斗寅部作战期间,整装待命,上课打靶,开展军事训练,夜间担负城防任务。

618日,农讲所学习结束后,学员们立即秘密返回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刘大风将自己的书籍委托讲习所同学河南临颖人张本固(张培深)带到张的家中,自己寻找顺直省委驻武昌办事处。省委办事处把刘大风介绍到顺直省委,住在天津一个小学校内。6月下旬,任刘大风为省委特派员,派往大名、南乐、濮阳一带工作。

赵纪彬、李大山与刘大风北京分手后,返回大名七师。谢台臣深究其参加的到底是什么党,当得知参加的是共产党时,非常赞同,并与晁哲甫、王振华商定,由赵纪彬介绍一同加入了共产党,从而,七师完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谢台臣等七师领导人的入党,对学生、教师影响很大。不久,又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党员人数占全校师生的三分之一。此时,南乐籍学生李调元就由王振华介绍入党。

3月底,李素若来大名,改大名中共第七师范学校党团支部为中共大名特别支部,李素若任书记,宣传委员赵纪彬,组织委员李大山,成润负责团的工作。李素若还传达了北方区委的三条指示:第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抓农民武装,迎接北伐;第二,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标准,发展中共党员和左派国民党员,壮大革命力量;第三,所有共产党员都要跨党,即以个人名义参加左派国民党,要在国民党里起核心作用。这成为大名特支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在不断发展共产党组织时,也发展了一批左派国民党员。

1927年初夏,大名一带的农民武装红枪会与驻在这里的直鲁联军谢玉田部发生冲突,攻进大名城。由于他们领导城市无方,想借用赵纪彬的能力和名气,聘请他任参谋长,并通过他同北伐军取得联系,搞一些武器弹药。经中共组织批准,赵纪彬应聘担任了红枪会参谋长。他帮助红枪会制定了“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军阀,开展武装斗争;攻占城市,迎接北伐军,实现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

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暂编第三军在军长梁寿凯率领下北伐到东明。赵纪彬、李大山、李步亭得知后,赶赴东明,面见梁寿凯和梁部的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汪静涵,对北伐军表示欢迎,并邀其渡过黄河,向大名进发。梁部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从东明过黄河以大名为目标北伐,先后攻取濮阳、清丰、南乐。所过各县的共产党员在跨党条件下均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了县党部。南乐的李调元、石仙洲公开了国民党南乐县党部机关,表示拥护北伐,迎接北伐军,公开反对孙殿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由动摇走向反动,715日召开“分共会议”,宣布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此失败。

后来,梁部受冯玉祥态度右转的影响,攻取南乐后,未攻打大名即南退到新乡待命。直鲁联军孙殿英部重占南乐、清丰等县。

8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进一步肯定了临时政治局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毛泽东在会上作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

当月,刘大风回到南乐,稍作停留,便到新乡见到汪静涵,从他那里着一身军装去临颖县找到农讲所的同学张本固(张培深),要回托他携带的书籍,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等。

此时,赵纪彬、谢台臣、成润、李大山、石仙洲对北伐军梁部的撤退不太理解,随之赶到新乡,欲争取他们再度北伐。汪静涵对他们说“武汉革命起了变化”,意指现在的北伐军不是革命军了,并告诉他们刘大风已学习归来。

9月,刘大风带书回到新乡,与赵纪彬、谢台臣汇合后,返回濮阳县的千口村,与在此一小学任教的喻屏研究今后的工作计划,最后决定,就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今后是否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的问题让刘大风请示顺直省委。9月,刘大风回到南乐。尚未启程,南乐党组织在杏园村田资建家设立的与顺直省委联络的通讯处传来的“八七”会议文件,由朱智仙转交给刘大风。9月下旬,刘大风取消去省委的计划,带着文件返回濮阳的千口村,召集赵纪彬、李大山等党员开会研究。根据省委通知,改组大名特支,成立中共濮阳县委。刘大风任书记,赵纪彬负责组织,李大山负责宣传,成润负责团的工作,刘峰为委员,县委直接受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南乐、濮阳、大名、清丰四县基层党组织归其管辖。会议就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的问题,分析了南乐、濮阳一带的实际情况,认为暴动的条件尚远远不够,必须待群众充分发动之后,才能实行暴动。遂决定在千口,化村一带就地开办农民夜校,对其进行扎实的教育和发动工作。并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共产党员取消了跨党,活动方式转为秘密进行。

于是,在党的领导下,刘汉生、刘文翰、赵子云在千口,王从吾、王卓如、蔡兆麟在化村,平杰三、喻屏在井店分别开办了农村夜校,把教授文化和宣传马列主义,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道理结合起来,武装农民的思想。自行编印了《农民夜校读本》,第一课是“农民苦,工人苦,出尽力气,不能享福”;第二课是“是谁剥削我们?是谁压迫我们?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资本家”……最后一课是“团结前进,奋斗牺牲,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工农”。刘大风不时到夜校介绍南方农民斗争的事例。

夜校除对学员进行文化教育和革命思想教育外,还注意搞好农民群众内部的团结互助工作。哪家农民的房子塌了,夜校立即组织群众义务帮助建好;哪个农民生病了,家里地里的活有人义务帮忙;谁家死了人,群众积馍送肉,义务尽其心力,妥善办理后事;如果谁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了,夜校学员就每人凑一两个铜板,买东西,派代表去狱中慰问,出狱时,还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夜校的举办及其开展的互助活动,使农民群众懂得了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要想不受压迫和剥削,非组织起来跟地主豪绅斗争不行。由于夜校为穷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前来参加学习。因而,夜校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影响到周围各村,甚至几十里以外的农民也跑到这里请“先生”。南乐县西部分村庄也要求他们来领导办夜校。

千口、化村、井店一带夜校在开办过程中,十分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不失时机地把他们纳入党的队伍,促进了千口、化村、井店3个农村支部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

12月,联合县委迁到南乐佛善村刘大风家,改称中共大名县委。根据省委对联合县委增加工农成分的一再要求,再作职务调整:刘峰任县委书记;刘大风为省委巡视员,参加县委工作;其他成员职务未变。县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向所辖各支部安排部署了3项工作:(1)不放弃对红枪会的工作。但需改变单纯包围领袖的机会主义做法,派得力党员打入红枪会内部,争取红枪会群众,并尽量利用合法形式,扩大思想影响,为武装斗争打好基础。(2)摒弃军事投机路线,开展以贫农雇农为中心的日常经济斗争,通过经济斗争,组织训练群众,并尽量利用合法形式,扩大政治影响,为武装斗争打好基础。(3)把红枪会工作和贫雇农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争取尽快地建立党的武装力量,为开展武装暴动,建立游击队,发动土地革命创造条件。

县委机关开办了一个卷烟厂,一方面以此为掩护,便于党的工作的展开,另一方面也为党的活动筹集了经费。期间,刘大风、刘峰打入本村200余众的红枪会。不久,刘大风被推举为会长,带会众加强了与邻村红枪会的联系。在会内宣传马列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后人民的幸福美好的生活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发动贫苦群众,组织穷人会,开展反豪绅地主的经济斗争。经斗争的锻炼考验,在红枪会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

联合县委迁至佛善村和“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加强了对南乐党的工作的领导,为南乐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指明了方向,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至1927年冬,南乐已在5个村建立了支部,即佛善村支部、留固店支部、近德固支部、古寺廊支部、石任村支部,并在操守、城内等地建立了党的个别关系。

19282月,联合县委迁到大名七师,仍称大名县委。从此推动了大名儒家寨、李茂堤等村党支部工作的开展。他们利用改革殡葬旧俗的“杠子会”,团结了农民群众,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左右了村政权,对附近村庄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月,刘大风带着关于成立四县联合县委后的领导分工和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到天津向中共顺直省委汇报工作,受到蔡和森的接见。汇报结束后,蔡和森称赞道:“直南的党是有基础的,是几省交界的地方,工作很重要。”刘大风带着瞿秋白著的《机会主义史》等书籍和文件返回南乐一带。

6月至8月,南乐县各基层支部领导群众反抗地主的斗争日趋活跃。佛善村、留固店、石任村开展的铲麦茬斗争、打高粱叶斗争、抢收地主庄稼的斗争先后取得了胜利。

8月,四县联合县委由大名七师迁往濮阳县境,先驻千口村,再移井店镇,复称为濮阳县委。

618日至711日,中共六大召开。9月,刘大风再到中共顺直省委驻地。彭真代表省委单独向其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指出,目前中国革命处于高潮与低潮之间,要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二次革命。并要他将六大文件代转于磁县县委。从此沟通了濮阳县委与磁县、隆平一带党组织的联络。刘大风就携文件,经磁县返回到濮阳井店,向在那里的县委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之后,以在井店高小任教为掩护,领导党的工作。

同年冬天,为宣传贯彻六大精神,濮阳县委创办了党的通讯刊物《白杨书札》,指导各县党组织的工作。

刘大风回到南乐佛善村,针对地主阶级诱骗人民加入“蟠桃会”,瓦解穷人会,散布“加入蟠桃会,全家保平安,枪刀不入”等封建迷信思想的做法,与刘峰加入“蟠桃会”,在其内部,揭露种种无稽之谈,宣传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穷人才能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经过一系列思想教育工作,很多人陆续退出了“蟠桃会”,巩固了穷人会这一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党组织的发展。

自联合县委复驻濮阳后,当地农民斗争如火如荼。1929215日,县委为庆祝农民斗争的胜利,在温邢固村召开农协会员大会。期间,因安全保卫措施不力,遭濮、内、滑三县地主民团武装的突然袭击,当场造成群众死亡4人,受伤多人,刘汉生、王卓如和县委主要领导人赵纪彬、李大山被捕,县委组织被破坏。

同月,共产党员刘大风、李调元先后到南乐第一高小任教。李调元为校长。由于温邢固事件,王从吾、喻屏受到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下令通缉。喻屏就与李调元取得联系,脱离家乡,到南乐一高任教。后来石仙洲、李渭川也入该校。他们以教育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活动,从而使党的领导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南乐一高。在一高,他们一改旧的教材和教育方法,自编教材,充分阐述革命理论的内容。通过教学培养广大学生的革命觉悟,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建立了一高党支部,指导学生组织的建立,推动了学潮的开展。

4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和省委农民部长郝清玉来直南巡视工作,在邢台城西南郭小庄张信卿家召开会议,主持成立邢台中心县委,书记冯温,宣传部长郝耀星,调刘大风任组织部部长,调喻屏为秘书。中心县委领导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大名、磁县、邯郸、隆平、巨鹿、肥乡、任县、尧山、南宫、邢台等县党的工作。

在南乐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和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7月,中共南乐县委成立,县委书记刘峰,县委成员李调元、石仙洲、李渭川、吴思温,团委书记徐西崑,标志着对南乐县党的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的开始。此后,县委频繁开展活动,连续在奎星楼、魏家坟、李家坟召开5次会议,座谈分析地方反动统治的动态,研究发动学潮的方式、方法,经常与会者有刘大风、李调元、石仙洲、李渭川、胡通三等,在奎星楼会议结束时,刘大风对与会者说“以后革命成功,奎星楼要做个纪念”。

9月,中心县委书记冯温调省委工作,刘大风接任邢台中心县委书记。南乐县委书记刘峰调邢台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李调元接任南乐县委书记。

该年秋天,在县委和学校党组织的主持指导下,南乐一高、二高和乡师的进步学生组织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他们刻印《共产党宣言》和革命传单,在县内散发。

秋末冬初,刘大风陪同省委巡视员张含辉到达南乐乡师学校,鼓励学生中的党员开展兵运工作。张提出“一支香烟可交一个士兵朋友”,在其鼓励下,陈子敬主动与寨里,刘任村在民团局内的3个团兵保持密切联系。

19301月,刘大风调任省委巡视员,王近瑞接任邢台中心县委书记,刘万善任军委书记。不久,邢台中心县委被破坏,刘峰回南乐工作。

192610月以来,全县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发展壮大很快。至1930年春,基层支部已发展到8个,即佛善村支部、石任村支部、留固店支部、古寺廊支部、近德固支部、县城支部、一高支部、东节村支部,并在操守、百尺、韩留、岳固、谷村、豆村,齐李王三崇疃,陈刘二陈村、赵坡、方山固等村建立了个别党的关系,全县党员数量达到110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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