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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

“四同”情谊伴征程

文章作者:魏 瑞 珍     文章来源:原创     发布时间: 2017-09-11     阅读:2571
 

我和悦斋同志都是河南省南乐县人,属于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又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的干部。按参加革命的区域隶属关系,简称冀鲁豫边区的干部,也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1997年,中共武汉市委老干部局为17对老同志举行了金婚庆典,我和悦斋同志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武汉电视台记者采访我时,我用“四同”概括了我和他几十年走过的革命历程。“四同”即:同乡、同时参加革命、同时入党、同时南下大西南。

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位于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五省的结合部,东界津浦铁路,西临平汉铁路,南跨陇海铁路,北缘卫河,黄河由西南向东北横穿全境,京杭运河,东平湖,微山湖,纵贯南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是连接华中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延安的交通枢纽,也是八路军对日军作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它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太行根据地,一头挑着山东、华中根据地。许多八路军主力部队、大批干部和爱国青年从此区域走向延安、走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八年抗战中,这里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锻炼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为解放战争时期二野刘邓大军和南下干部储备了优秀的骨干。

悦斋和我的家乡河南省南乐县处于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结合部,在解放前和清丰、濮阳、长垣、东明同属河北省,人们习惯称这五个县为直南五县。国民党统治时期为濮阳专区。直南,即直隶省南部。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解放后,南乐县长期归安阳地区管辖,是豫北地区的最边缘地带。随着中原油田的开发,濮阳市的成立. 南乐县划归濮阳市管辖。南乐县是一个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这里地处三省的边缘,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匪患猖獗,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十分残酷,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世世代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时刻渴望翻身得解放。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南乐县是冀鲁豫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安阳地区简称豫北地区,这也是北方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在二三十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徐向前、王若飞、陈少敏都在这块土地上从事过革命活动。而直南地区早在192710月,从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家乡来的刘大风就建立了中共濮阳县委员会,在南乐县佛善村成立了党支部。这些为以后在这片土地上爆发的民族抗战做好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烽火抗日路,革命结姻缘。

我的原籍是南乐县城关南街, 悦斋的家乡在南乐县元村集,两地相隔25华里。我和悦斋虽然同在一个县里,但过去也不认识。我是在县城上的小学,他在元村集读的小学。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直南特委和南乐县工委号召一切爱国人士,有钱出钱、有人出人。193810月,他在元村由沙迟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是在193810月入党,由同学程墨芝介绍。他从六区调入二区,彼此接触也不多。他专门从事党的工作,自己的身份、做什么工作都不公开。我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先后任区救国会妇女主任、区抗联主任,我是以公开身份做抗日工作的。作为一个女青年,刚参加革命,遇到的一些阻力首先来自家庭。当我和同学响应中共南乐县工委号召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时,父母亲一度反对,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一个女孩家抛头露面,参加救国会的工作,“男女混杂,不成体统”。19385月的一天,我在烟里(地名)外婆家被同学程墨芝叫走,我对父母说,去和同学参加一个活动。从那天起,我即以革命为职业,以不当亡国奴为动机,离开家庭,走向抗日救国之路,整整一年时间都没回家。我离家后,父亲到处找亲戚打听,四处找我。有一次,我外出宣传抗日活动,到县西开会,路过了家门口,远远看见父亲正在地里干农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多么想大声喊一声:爹!我回来了。但刹那间我意识到,我好不容易刚迈出的革命第一步,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连走出家庭这一步都迈不出去,那又如何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亲人近在眼前,却不能相见……我留恋地望了父亲的背影一眼,抹去泪水,甩开大步,朝着下一个工作目的地飞奔而去。

在这一年,我和一些同学以救国会的名义,深入南乐的农村,利用召集妇女开会的机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抗日觉悟。当时许多妇女不仅不能参与本村本乡大事,还受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建宗教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让妇女走出家门,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发动党员干部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出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们宣传抗日主张的方式是,通过学唱进步歌曲,表演小节目,揭露日寇的暴行。这样每到一个乡村,广大妇女,包括大姑娘小媳妇,都出来看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记得有一首歌的头两句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后来大人小孩都会唱。通过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乡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被发动起来。群众发动好的村庄,都成立了妇女救国会,1939年,我担任了三区区委组织委员,1941年,调任四区抗联主任,1943年,任县妇救会主任。

当时,中共南乐县工委在南乐县救国会掩护下进行工作,区委会在区救国会掩护下进行工作。这是因为当时在南乐县,政权是国民党的,我们党处于半公开状态。党的号召,也是救国会的口号:“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由于方针正确,旗帜鲜明,深受各党派、各阶层、各个群众团体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使党迅速在政治上和群众中占了很大优势。

1938年—1939年,南乐县也和周围各县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各村先后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以及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抗日救亡的热情高涨。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党的组织的建立,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已经树立起来,没有救国会的通知,国民党的县政府一件事也办不成。1940年,国民党反动军官石友三在冀南对我八路军搞摩擦挑衅,被八路军主力部队迎头痛击,一举将石友三部逐出冀南和豫北,使国民党在南乐县的几十年统治彻底结束。南乐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县长,成立了抗日人民政府,从此南乐县进入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行列。

1940418日,为加强对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工作的领导,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在清丰县成立,王从吾任书记,张玺任副书记(不久接任书记)。区党委下属四个地委,南乐属于第四地委,赵紫阳任地委书记,郭良才任专员。19445月,冀鲁豫、冀南两区合并,南乐划归当时的冀鲁豫边区第二地委,段君毅任书记(后由万里继任),以后又改为第八地委。

1943年,县委的敌工部长李重庆同志找我说了一件事(李重庆原名烟冠卿,抗战胜利后调部队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成都牺牲),介绍张悦斋同志和我认识,这时我才知道张悦斋的具体情况。他是南乐县元村集人,1918813日生,原名万兴周,高小毕业后在家参加农业劳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民族生死存亡迫在眉睫。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亲眼所见,使得他下决心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这时有个同学叫沙迟善,介绍他参加了抗日活动。要抗日,不当亡国奴。作为一个青年,他积极参加一些抗日活动,先参加救国会工作,不久就入了党。张悦斋有一次在某地活动,敌伪军突然将该村包围了,将他抓起来,但他未暴露身份,以群众面貌出现,家里拿出了一些钱将他保出来。他不能在本地(六区)工作了,被调到南乐县二区,根据上级指示,将名字改为张悦斋。

1940315日,南乐县抗日人民政府成立,全县划为了六个区,张悦斋任二区区委书记,后来担任南乐县委组织部长。同时,李重庆也向张悦斋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我父亲在南乐县城关南街一家货栈当帮工,算是自由职业者。他常常统计进出货物,但却一字不识,他下决心让子女念书。通过上学,读书识字,接触进步同学,我开始倾向革命。“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中共南乐县工委的白潜(解放后任辽宁省委书记)、李景温(即马天胜,任卫河县委书记时牺牲)两同志发起成立南乐县抗日救国会,向全县人民宣传抗日主张,号召各阶层要抗日,不当亡国奴,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国家兴亡,人人有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像打火石,燃着了南乐县的抗日火焰。各阶层人士如干柴投身于抗日之火。当时日军飞机轰炸了南乐县城,我家也被迫逃到乡下。目睹日寇的暴行,更坚定了我参加抗日组织的决心。当时我还没考虑恋爱婚姻的事,认为抗战还未胜利,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再考虑。李重庆同志又找我谈话,说:张悦斋同志品行好、言语不多,在人际关系上他都是与人为善的;在恶劣的环境中,他非常乐观,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你也是为了抗日才投身革命的,这说明你们两个人志同道合。共同的理想会使你们走到一起的……和李重庆的几次谈话后,我答应接触一段时间,进一步了解张悦斋。

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和了解,我感到张悦斋确实像李重庆同志所介绍的那样。在1944年秋天,我和张悦斋在南乐县某地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县委书记唐晓声、县抗联主任姚会宾主持了婚礼。至此,我俩不仅是革命战友,还成为了革命伴侣。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互相勉励,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交流各自的工作经验和学习体会。

我们的家乡南乐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鲁豫边区的重要根据地和游击区,有一段时期成为敌占区。悦斋同志主要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他按党的要求建立村党支部,按党员标准发展党员,使党支部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为了拔掉东节村的炮楼,他和东节村党支部进行了细致周密的侦察和反复的演练,向县委提出了作战方案,得到县委批准。在县大队的配合下,一举拔掉了鬼子的这个炮楼。这次战斗的胜利,受到冀鲁豫军区首长杨得志和苏振华的表扬。194044日,日伪军共30000余人向南乐、清丰、濮阳合击,进行“大扫荡”,占领了南乐县城。但因兵力不足,只是在南乐—清丰,南乐—大名的公路沿线修筑了碉堡,安了据点。而南乐县东的四个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仍同濮、范、观中心根据地连在一起。从19408月起,悦斋同志任二区区委书记,在县委领导下,着重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区基干队,组织各村游击小组,打击抓捕抢粮的敌人,保护群众。

二、贯彻落实党的建设巩固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主要是宣传和执行我党的抗日政策,号召“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切为了抗日,实行减租减息,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狠抓了统战工作,对本区的上层人物讲抗战的道理,不当亡国奴,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三、加强党员的教育和发展工作,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悦斋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着重抓了党的巩固工作,从思想上巩固党员队伍,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同时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政策教育;在组织上巩固党,对原来发展的党员,具体手续上缺什么,就补什么。如有的同志只有一个介绍人,根据规定应有两个介绍人,要再补一个。根据规定应该有候补期的,就补上候补期。有的没有举行入党仪式,就举行入党仪式等。在这一段时期党的发展工作上,采取了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做法。为了巩固党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县委举办了20多期支部书记训练班,对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觉悟,加强对敌斗争的各项工作,都起到良好的作用。在日寇占领南乐县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的工作能正常进行,是和坚强的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分不开的。

四、动员群众参军。主力部队对敌作战和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部队,需要大批青年参军。及时补充兵员是根据地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悦斋同志任县委组织部长时,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参军。由于群众的大力支持,社会各阶层动员群众参军,补充我们的部队兵员,南乐县做出了很大成绩。我担任区和县的妇救会主任时,积极发动妇女们动员亲属参军。我记得当时有个口号:“母送子打东洋,妻送郎上战场。好人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当兵就当八路军”。当时形成了参军热潮,有的村庄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响应号召,报名参军,有的刚结婚几天就参军去了。

解放后,悦斋同志多次遇见一些当时参军的同志,他们已是解放军的中高级干部了,他们说还记得当时是悦斋同志代表县委给他们送行的。

二. 敌后反扫荡 坚持在家乡

南乐有一段时期成为敌后,环境很残酷。日本鬼子集中兵力,用飞机轰炸和地面的坦克大炮骑兵围攻我们的抗日力量,这就是“大扫荡”。“扫荡”的方式有二种,一种是“梳蓖式”,即像用蓖子梳头,从南到北,或从西到东;另一种是“拉网式”,也称“铁壁合围”,敌人从几个方向往一个区域进行驱赶,最后合围。敌人调一个县甚至几个地区的兵力进行“大扫荡”,对八路军和救国会的成员,采取消灭、捉住杀头等残酷手段。

南乐县先后经受了敌人五次“大扫荡”。第一次是在1940年的阳历65日,阴历55日,史称“五五大扫荡”。当时因冀鲁豫和鲁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到平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的交通,因此敌人抽调开封、新乡之三十五军团及兖州、泰安、徐州、安阳、邯郸驻军共3万余人,分兵十二路,向清丰、濮阳、南乐进行“扫荡”。敌人的目的是寻找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但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在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的指挥下,早已跳出了合击圈。这次敌人扫荡的方式是“梳篦战略”,像用篦子梳头一样过了一下。没有给南乐根据地造成太大的损失,只是造成了紧张气氛。

给南乐县抗日根据地造成大的威胁是194243日的一次“大扫荡”,也称“四三大扫荡”。日寇第一混战旅团约三四千人和伪军数千人,对南乐、清丰、观城结合部进行了一次“铁壁合围”。敌人的合击点是以千口为中心,那时南乐城东大片地区是我们的天下,县东边背靠濮、范、观大片根据地,自然形成了后方,因此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军区后方工厂、学校、医院,都驻在那里,人多物资多。在这次“扫荡”中,日伪军东从观城,南从清丰,北从元城,西从南乐县城,同时向我二、三区合击。悦斋同志当时任二区区委书记,在扫荡前两天,通过敌工部事先得到了情报,并向县委作了汇报。他及时召开全区党员干部开会,布置反扫荡任务。他再三强调,不惜代价,确保领导机关和后方工厂人员的安全,当我们领导和同志混杂在人群时要挺身而出,给予掩护,要善于运用民间的各种风俗来做掩护。43日早晨,敌人进入我们的二、三区,到十二点把四面八方的人赶到了千口,敌人后半夜才撤退,整整“扫荡”了一天。在这次“扫荡”中,我们县大队从东边冲出去了,分区机关从北边突围到冀鲁豫军区,但县政府没突围出去。悦斋得知后,焦急万分,连忙派人四处打听,直至等到侯庄来人报告,说刘镜西县长已安全离开敌人控制的地区,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原来县政府在四面被敌人包围的紧急情况下,果断地采取了紧急措施,档案文件立即就地埋藏;干部就地分散到群众中隐蔽。刘县长在未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被敌人关押在侯庄。这时,侯庄党支部及时组织党员和群众,利用一户人家办丧事的机会,将刘镜西县长救出,让他穿上孝衣,跟着送葬的队伍,混出侯庄,脱离了险境(后来这个情节曾被一些电视剧、电影采用)。这是我冀鲁豫边区人民同仇敌忾,干群鱼水情深的生动事例。我们老战友相聚时,谈到这段往事,都会勾起对家乡人民深深的怀念,盛赞人民群众的大智大勇和政治觉悟。刘镜西同志曾回忆当年的情景:在一次“扫荡”中,我们很多干部,特别是部队后勤机关的外地人,都和群众在一起被敌人围起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告密,说这个是八路军干部,那个是县长。对于这一点,悦斋同志也有亲身体会。悦斋同志曾回忆,1942530日,清丰、南乐等县的敌人向我二、三区合击,他在张果屯与敌遭遇。正无法脱身时,村中有家车马店的店主急中生智,给了一只驴让他牵着,冒充伙计,掩护他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11942年,南乐县的抗战环境也进入了最险恶的时期。县委决定对4名女同志的工作地点进行调整,以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把我留在南乐,继续坚持斗争,其他3个女同志调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区。这充分说明了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在三区徐庄开展工作时,有一天敌人突然将徐庄包围了,鬼子把群众都集中到麦场上,要求村民把救国会的人交出来,我这时正在村里一户人家,家里的大娘让我躺在床上,假装他们的女儿,说如果敌人来了,就说自己病了,不要和敌人多说,由他们来应付敌人。敌人在村里盘查了很久都没结果,也没进屋进行搜查,我终于脱险了。还有一次,我去四区西邵集村,晚上开大会,开完会我去村里的党员李某家住宿。这个寨子离敌人的炮楼很近,炮楼就修在村头。由于奸细的告密,第二天天还未亮的时候,敌人到西邵集村进行搜查,指明要找姓魏的女抗联主任,召集村民进行盘问,又进行搜查,但是没找到我,我又一次脱险……像这样的事发生了很多次,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掩护,我怎能活到今天,过上幸福生活?我是幸存者,也是幸福的人。日本鬼子看到用“大扫荡”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又继续推行“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保甲制度”,建立了伪政权,到处修筑炮楼和据点,挖封锁沟,企图以此阻止我们抗日军民的活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1942年,南乐县东西九十华里南北四十华里范围内,县西边的两个区划归卫河县,南乐县只保留了四个区即一、二、三、四区,共有352个村庄。敌人在四个区内共修建炮楼和据点58处,形成了“三里一炮楼”的局面。其中,在东节村修了两个炮楼。挖的封锁沟宽一丈九,深一丈八,将沟两侧100米内的所有庄稼和树木砍光烧光。紧迫的形势要求我们党组织要随着敌情的变化,不断改变工作方式,从以前的公开活动转为秘密活动。悦斋同志在二区任区委书记时,积极贯彻县委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工作的方针,利用晚上敌人不出来活动的时机,组织群众进行破坏活动。每天晚上割电话线,白天敌人挖封锁沟,我们晚上就去把它填平。在主要的交通道路上埋设地雷,让敌人不能顺利运送物资和兵员。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积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让鬼子来“扫荡”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

在这个期间,悦斋同志还组织区基干小队和各村民兵夜间给炮楼里的伪军训话,宣传党的政策,讲解当前全国斗争形势。告诉他们,回头是岸,并且承诺如果伪军投诚反正,我们会派人保护他们的家属。在这样的强大心理攻势下,不少伪军带枪投诚过来,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分化了敌人的力量,壮大了我们自己。敌人建立伪政权,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激化我们内部的矛盾,还在我们当中安插他们的耳目。为了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南乐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促成了南乐一些伪政权的“两面化”,就是这些伪政权一方面在明里应付敌人,为敌人办事,另一方面在暗里配合我党开展的工作,给我们通风报信,使我们能够知己知彼,赢得对敌斗争的准备时间。

抗战期间,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常驻根据地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三县,领导边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中心区驻有军区陆军中学(轮训团、营级干部)、财经干部(培训县区财经干部)、冀鲁豫日报社及战友、大众两个剧社。家乡曾流传民谣:“濮、范、观,敌人不敢占。”就是说不管敌人多么强大,到了中心区就无法立足。边区的人民在这里筑起了铜墙铁壁。在濮、范、观三县中心区西北方向30公里的南乐县境内,有个张庄集联防区。这个联防区西距南乐县城20多公里,东靠朝城,南边是观城,西南是清丰,处在河南山东两省四县结合部。联防区共有6个村子,即张庄集、李家村、闫村、武家村、樊村、杜家村。这6个村比较集中,有的相距不到1公里,最远的不超过2公里,共有550户人家,2500多人,属南乐县二区。中共南乐县委非常重视联防区的工作,悦斋从六区调入二区任区委书记后,县委书记唐晓声即与悦斋同志一同前往张庄集联防区,看望和了解民兵组织的联防工作,向干部和民兵及县大队战士强调我们联防区的背后就是边区的后方机关所在地,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边区,保卫家乡。

1942年秋,南乐县政府为加强张庄集6个村的工作,成立了联防区和武委会,由杨培基任主任,各村建立了民兵中队,民兵队伍350多人都是青壮年,每人发1枝枪,4颗手榴弹,各村还有土枪土炮,梭镖大刀。各村民兵统一指挥,如遇敌人进犯,大家一齐出击。民兵枪不离身,站岗放哨,监视周围据点敌人的动静。张庄集6个村虽三面受敌,但由于有了联防组织。这个地区成了南乐县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惟一的一小块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日寇伪军一直未能占领张庄集联防区,这也是冀鲁豫边区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张庄集联防区的创建过程中,悦斋同志虚心向县大队文副大队长学习军事知识,要求民兵队伍要在实战中提高战斗力。有一次,正逢大年初一,敌人纠集了400多人,兵分三路,向张庄集联防区进犯。获悉敌人要来进攻,县大队和联防区民兵严阵以待,除在正面向敌人猛烈开火,还在敌侧翼进行包抄。敌人本想利用节日出来抢劫,没想到遭到了迎头痛击,狼狈逃窜。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三、巩固解放区南下大西南

194512月,我此时担任中共南乐县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南乐县委书记唐晓声通知我,让我带3名妇女工作积极分子去范县,地委在那里要召开妇女工作座谈会。我带窦金亭、张巧云、杨向风等三名妇女干部去了范县。边区党委副书记张玺、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万里、万里同志的爱人边涛同志接见了我们。我向领导汇报了南乐县发动妇女参加抗战的过程,以及南乐转为根据地后妇女积极投入生产自救的情况。张玺和万里同志一边听,一边记着笔记,他们对南乐县妇女工作搞得热火朝天给予了肯定,并指出南乐县今后将是冀鲁豫边区的重要后方,妇女工作要围绕支援前方,动员青壮年参军,积极参与土地改革来开展,要为解放区的建设作出新贡献,希望南乐县妇女工作继续发扬成绩,起到示范带头作用。边涛同志也不时插话,对我县的妇女工作提出了建议和看法。当张玺同志得知悦斋同志是我的爱人时,风趣地说,你们夫妻二人要同时唱好党务、群众工作两台戏。

抗战胜利后,张悦斋和南乐县长胡通三与公安局长魏春和,及时总结了南乐县的反特工作,当时的边区机关报《冀鲁豫日报》刊登了他们的文章,编辑部认为对全边区的反特工作具有借鉴意义。19468月,张悦斋去冀鲁豫边区党校学习。从党校回来后,先后任尚和县、内黄县县委书记。他认真贯彻落实冀鲁豫边区党委“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指导方针,在实际工作中,一切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战勤工作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在尚和、内黄两县迅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动青年农民参军,让广大农民认识到支援解放战争是翻身农民自己的事。19475月,当冀鲁豫边区掀起第二次参军高潮时,他紧紧依靠党组织,动员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站在参军的最前列,使内黄县顺利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征兵指标任务,受到地委副书记白潜同志和上级党委的表扬。

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南乐、清丰、内黄、濮阳等地成为二野刘邓大军和三野陈粟大军的后方基地。1947621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支持战争!在冀鲁豫作战时,每天就得300万个民力,人民负担重。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农民会愿意?”冀鲁豫边区的人民群众不惜倾家荡产,支援刘邓大军作战。邓小平同志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深情地赞叹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我军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支援,到哪里都有粮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与边区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陈毅同志也为冀鲁豫边区人民题词:“胜利在望,继续作战,继续支前。”刘伯承同志的题词是:“冀鲁豫人民为完成解放战争的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还是努力于支前工作,十分难得,特致敬佩。”当时悦斋同志任冀鲁豫边区八地委内黄县县委书记,也为支前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贡献。这些领导同志对冀鲁豫人民的赞誉,包含着对各级党组织工作的肯定,这是冀鲁豫人民的光荣,也是悦斋同志的光荣。

1947年,我调到冀鲁豫边区濮阳专区妇联工作,任组织部长。194945日,和濮阳专区妇联主任刘清霜、顿丘县妇联主任盛利三同志代表冀鲁豫解放区濮阳专区妇女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们从濮阳坐马车到聊城,从聊城坐汽车到济南,在济南上火车,经天津到北京。回忆当年,真是激动,那时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惊奇。有三件东西从未见过,电灯、沙发、马桶。看见沙发一坐吓一跳,怕坐坏了。尤其是电灯,一摁开关就亮了,再一摁开关就熄了,简直就是看魔术表演。看见马桶更不知为何物,还差一点儿闹出笑话。

1949年2月,原华北局管辖的冀鲁豫区党委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从区党委到地委、县委、区委,迅速将干部一分为二,组成两套领导班子,一套留在当地工作,一套南下到新解放的地区去接管。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提出的口号是“一把手南下,二把手看家”。按照到新区从省、地、县、区建立党政领导班子所需要的一个省的干部,以党、政、军按系统定员定额,从全区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干部3960名,战士和勤杂人员1330名,共计5290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由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傅家选任司令员,区党委副书记徐运北任政治委员,区党委秘书长万里任参谋长(过江前,华北局决定由万里带一个大队的干部战士800多人去南京参加接管工作),申云浦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6个大队和39个中队(其中一个大队组成一个地委,一个中队组成一个县委)。

悦斋同志率内黄、尚和两个县的部分干部战士组成了八大队六中队,他任六中队政委。2月28日,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5000多名干部战士奉命到山东菏泽城南晁八寨一带集中(冀鲁豫区党委所在地),进行为时一个月的时事政策学习和军事训练,为南下接管,建立新的政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3月31日,南下支队奉命离开菏泽,随二野五兵团南下。4月9日,南下支队行军到达安徽省合肥市,奉总前委指示,在合肥进行短暂休整和学习,做好渡江准备工作。本月中旬,在该地组建成立赣东北区党委和赣东北行政公署(省级),徐运北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隶属华东局领导。4月18日,南下支队离开合肥市,到达安徽桐城县,在此地,赣东北区党委宣布组建成立鄱阳、浮梁、贵溪、上饶4个地委和专署,并划分了各属县市,确定了干部。宣布由南下支队第八大队组建成立中共鄱阳地委和鄱阳专员公署,下辖鄱阳、都昌、湖口、彭泽、余干、万年6县。任命白潜为地委书记,常颂为副书记,张欣如为行政公署专员,陈桐源为副专员,由该大队678名干部负责接管该区。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下追歼南逃之敌的同时,随二野五兵团进发的南下干部支队第八大队,于1949年4月21日晚在安庆市渡江,南下接管政权。4月27日到达景德镇。在此地,中共鄱阳地委决定:鄱阳县、市分建。城内新建鄱阳市,农村设鄱阳县,由六中队负责接管,辖鄱阳农村地区,县委机关驻磨刀石。中共鄱阳县委由张悦斋、史可鉴、尚子端3人为主要领导成员。张悦斋任县委书记,史可鉴任县长,尚子端任县委副书记,李士林任副县长。在鄱阳短短的几个月,悦斋同志和六中队的干部战士团结一致,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政权接管、征借粮食、清剿散匪、动员参军、支前等工作。

鄱阳的工作结束后,又随二野五兵团转战大西南,南下干部支队随同西进贵州。到达贵州后,悦斋担任了黔中重镇开阳县县委书记。当他南下时,我因要去北京开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又因已经决定女同志要晚些时候再出发,故没有和他同行。从北京回来后,我与于斌臣、熊文竹带领南下支队的妇女大队坐火车至武昌,又转乘轮船去湖南湘潭。我是当时妇女大队的负责人之一,率领第二批女同志绕道广西,进入贵州,194911月到达开阳县。进入贵州境内,我所见到的和民谣唱的一样:“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两银。”这是旧社会贫穷落后的贵州的生动写照。我以前认为家乡穷,没想到贵州比家乡还要穷。

进入开阳县城后,我们县委立即作了分工,我被任命为县委宣传部长。新成立的县委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1、伪政府工作人员登记工作,将各乡枪支弹药收缴登记。2、禁烟借粮,将原来的维持会改为支前委员会。3、举办训练班,大批培养积极分子,充实各级政权组织。4、在开阳县建立县、区、乡三级政权。召开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号召人民当家作主。

但是,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和土匪妄图卷土重来。在19503月至8月间,两次包围开阳县城,袭击我区、乡政府,我们的一些干部战士光荣牺牲了,如徐道江区长和县公安局长都是在此期间遭袭牺牲的。土匪两次包围开阳县城时,当时县城仅有我县大队和县、区、乡干部七八十人。而被土匪胁迫和蒙蔽的部分群众多达数千人。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张悦斋立即向全体指战员和干部作了动员,要求大家坚定信心,死守开阳县城,要与开阳县城共存亡。军民一心,顽强回击匪徒,在主力部队的及时解围下,土匪最终没有攻入县城。给我记忆深刻的是,在土匪围攻开阳县城时,有个老百姓自告奋勇去贵阳军分区送信求援,我们主动给他了几块钢洋作为路费。在夜色中,他从开阳城墙跳下。当时,我的心情很紧张,城中的武装粮食弹药都有限,如果等不到主力部队赶来,弄不好匪徒会攻下县城。

四、情系大动脉山河映丹心

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工作和土地改革后,我调往贵阳地区任妇联主任。此间我先后出席了中共贵州省第一届党代会,贵州省第一届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聆听了省委书记苏振华和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所作的报告。贵阳地委书记常颂对我说,准备调悦斋同志到地委来,另行安排工作,拟任地委组织部长,这样你们两人可在一起了,省得在贵阳和开阳两地奔波。

就在此时,国家的工业开始恢复建设,急需大批干部。中央决定,从地方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工业战线。1952年,铁道部在贵阳市成立了铁道部隧道工程公司筹备组,后又迁往成都八里庄。当时,我国西北——西南没有铁路,严重影响着物资流通和国防安全,急需建一条连接西南和西北的铁路大动脉。宝成铁路起自渭河谷地西端,向西南越过秦岭和大巴山区,沿线山高、谷深、水急。铁路要翻越秦岭,需要隧道和桥梁,采取来回往复、盘旋上升的线路。据统计,全线共有隧道304座,总长84公里。为了修建宝成铁路的隧道,铁道部成立了隧道工程公司,组建专业化的施工队伍。

新成立的铁道部隧道工程公司由阎海清同志任经理,张子厚任政治处主任,悦斋任工会主席,我被任命为组织科长。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宝成铁路要穿越秦岭,施工设备工具不像现在这样齐全,几乎全靠人工。任务艰巨困难,施工难度和安全问题可想而知,常常有塌方事故发生。那时悦斋经常要处理一些善后事宜,深入施工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情况,向行政领导提出合理化建议,协助党政领导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当时国内最长的秦岭隧道,后来如期完工。

悦斋从转到铁路系统工作后,一直和铁路基建事业紧紧连在一起。他热爱铁路基本建设工作,总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打隧道,建桥梁。如果说调到铁道部隧道工程公司是他投身铁路建设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调往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参与描绘祖国铁路建设的蓝图。此外,他还在铁道部武昌车辆厂任过三年党委书记,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老铁路”了。第三步即调往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为祖国的江河描绘彩虹。

记得三线建设要上马时,祖国的战略后方大西南开工修建成昆铁路,中央军委决定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修建成昆铁路。接着由中共中央西南局主持,组成了有铁道部、铁道兵主要领导参加的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吕正操任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维城任副司令员,刘建章任副政治委员,彭敏任总工程师,统一领导和指挥以铁道兵第一、五、七、八、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为主力,并有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及成都、昆明铁路局和沿线地方民工参加共30万人的筑路队伍。

19641026日,西南铁路工程指挥部提出三线施工安排意见,初步确定大桥局担负成昆线大渡河大桥,金沙江大桥,龙坪支线雅砻大桥及宜珙支线金沙江大桥等4座大桥的施工任务。遵照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1965217日,铁道部大桥局党委决定:成立西南铁路大桥指挥所,局长宋次中兼任指挥长,局党委常委、副局长杨海峰任副指挥长,局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张悦斋任政委。315日,成立西南铁路大桥指挥所党委,宋次中任书记,张悦斋任副书记。1965年初,悦斋启程赴四川渡口,渡口是金沙江畔的一个地名,后来因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建设而成名,当时还不叫攀枝花市,称渡口市,西南铁路大桥指挥所就设在那里。

在前往四川渡口的路上,悦斋路过贵州省安顺市,恰逢悦斋同志的叔伯哥哥病逝,他匆匆忙忙见了其子女,还没有见堂哥的遗体,就启程了。两人曾一起随二野五兵团南下,抗日战争期间,兄弟两人同怀抗日之志,一起弃锄举枪,共赴国难,分别致力于党务、公安事业。南下后,他的堂哥任贵州省安顺地区公安局长。悦斋因安顺市故旧甚多,故不敢耽搁行程,遂连夜乘车启程,前往四川渡口赴任。为此事我曾埋怨悦斋,说应该去见最后一面。他说,毛主席说了,三线一天建设不好,他老人家一天睡不着觉。我们要抢时间,尽量提前建成金沙江大桥,保证成昆铁路按时贯通,让毛主席早日放心。

几十年来,悦斋同志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党忠诚,疾恶如仇,严以律己。有时会让人觉得他不近人情。记得在铁道部隧道公司工作时,他的妹妹和家乡的一个亲戚来找他,想让他安排工作,那时安排一个工作是较容易的,但他没有满足亲戚的要求。使得一些亲戚背后埋怨他,说他“六亲不认”。为此我做了不少解释工作,最终亲戚都知道他的为人了,再也不提找工作的事。

回顾几十年的共同革命生涯,悦斋同志的特点是在对敌斗争中坚强勇敢,爱憎分明,不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南下剿匪以及建立新政权的工作中,他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血肉联系,和战友出生入死,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记得在贵州省开阳剿匪时,数千土匪围困县城达数日,形势十分严峻。悦斋对我说:“要做最坏的打算。”他抱着与开阳县城共存亡的信念,一直与同志们坚持到增援部队的到来,粉碎了土匪妄图占领开阳县城的企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襟怀坦白,坚贞无私,为人正派,凡遇到遇事不公,理有不平,他都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一生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从不懂得阿谀逢承,也不会见风使舵,称得上刚直不阿,光明磊落。

在“文革”中,悦斋同志受到了严重的身心摧残。“造反派”多次强迫他揭发原大桥局主要领导人的所谓“罪行”,他断然予以拒绝,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品德。他在“文革”后期受到了错误的处分,蒙受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按组织程序申诉情况,仍任劳任怨,忘我地工作在不同岗位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党中央关于纠正冤假错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贯彻落实后,才终于使悦斋同志在“文革”期间蒙受的错误处分得以纠正。“文革”像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射出了每个人的影子,也映照出悦斋同志的高尚品德。而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在这面镜子面前则是一览无遗。

悦斋同志的离去,我感到非常悲痛。从豫北家乡南下到西南,从西南又到武汉,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他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遇到困难时,我总是从他那里获取勇气和力量。人们常说恩爱的夫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我们是:抗日结成比翼鸟,南下双飞大西南。支援工业到铁路,四同情谊伴永远。

(本文作者魏瑞珍,南乐县城关镇南街人,19211125日出生。193810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南乐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主任、县委委员兼民运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边区濮阳地区妇联组织部长。19493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女大会,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建国后历任中共贵州省开阳县宣传部长、贵阳专区妇联主任等职。离休前曾任中共武汉市汉阳区监委副书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大副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20177月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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