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党史博览

许世友司令和他的秘书李文卿

文章作者:任 龙     文章来源: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6年第9期     发布时间: 2017-09-01     阅读:659
 

许世友司令是我党我军一员忠勇双全、出类拔萃的著名战将,他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毛泽东主席对他关怀备至,周恩来总理对他爱护有加。给许司令当过秘书的人难以计数,但是,从许司令秘书岗位最后走上大军区级领导岗位,和许司令一样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恐怕只有李文卿一人。本文主要介绍十年动乱期间,许世友将军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李文卿给他当秘书的故事。

                传闻司令个性 提心吊胆上任

1967年初,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秘书纪光同志调离岗位,另行安排工作。挑选新秘书的任务交给了李元副参谋长。依照许司令的要求,给他当秘书,除了政治条件合格,打过仗,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还有一条——必须是胶东人。李元向王蕴瑞参谋长汇报,两人又找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商量,排出一个名单,反复推敲,最后认为李文卿比较合适。

李文卿,山东牟平人,19305月出生,1945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4月参加共产党,194711月入伍。曾参加解放兖州、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历任排长、指导员、干事、助理员、秘书等职务。这些情况都比较符合许司令的要求。为什么许司令要求必须是胶东人呢?许司令的老部下都知道,他对胶东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许司令转战山东16年,其中有近10年的时间是在胶东度过的。在山东战场上,他带领胶东子弟打了许多漂亮仗,为党和人民屡建功勋。打仗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很高的知名度。尤其在胶东一带,许世友的大名几乎尽人皆知,关于他的传说也不少。如说他打完仗,住在老百姓家里,叫警卫员买回来一盆地瓜酒和两个猪肘子,边喝边啃。老乡们站在门外看,很奇怪这个又矮又黑的汉子怎么能喝下那么多酒、吃下那么多肉,都说他非同凡人,肯定是罗汉降世。又说他睡觉睁着眼,似睡非睡,什么事都瞒不过他。随身一支20响驳壳枪,机头大开着;不管什么人,进他的屋子必须先喊报告。要不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甩手就是一枪。有一回,他老婆有急事忘了报告,刚进门,枪就响了,子弹正中脑门。其实,第一个故事还有点影子,第二个故事纯属编造。许司令枪不离身倒是不假,但根本没有失手打死老婆那回事。

李文卿出生在胶东,当兵在胶东。能有机会给从小就崇拜的许世友将军当秘书,心里当然高兴,却也有点发憷。不管那些传奇故事是真是假,只说许司令自幼习武少林寺,参军后身经百战,从普通一兵一刀一枪杀出来,直到统帅千军万马。在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上将军身边工作,鞍前马后,朝从夕随,能不能跟得上,做得来,他确实没有多少底数,担心干不好。

这个担心不是凭空产生的。李文卿在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时,曾经跟许司令外出过一次。那还是1962年,许司令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出发那天,他突然决定提前走,跟他的秘书因为回家拿东西,没能同时启程。到了机场,他不进休息室,直接登上准备好的飞机,一坐下就叫起飞。随行的严光副参谋长提醒他等等秘书,他说不要等,有一个秘书就行了。谁也不敢再劝。飞机上了天,李文卿看见他的秘书乘摩托车赶到机场,只差一步没赶上,给甩下了。就这样,李文卿成了他的临时秘书。

到达北京后,在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住下,许司令叫保卫干事上街去买咖啡糖。这位保卫干事也是临时替班,不知道他要的是喝咖啡加的方糖,买回了含着吃的咖啡糖块。许司令一看买错了,脱口一句:“笨瓜,你滚吧!”保卫干事脾气也挺倔,跟李文卿说:“李秘书,我走了,首长让我滚。”李文卿说:“他那是气话,你不能走,你走了他的生活谁来管?”但没劝住。许司令开会回来,听说保卫干事回南京了,问秘书谁叫他走的,李文卿说你叫他滚的。许司令哼了一声,没再追究。

会议结束,乘火车回南京。在公务车上,许司令叫李文卿给总后勤部部长写信要钱。为了把要钱的理由写充分些,李文卿一边写一边斟词酌句。许司令在一旁来回踱步,催李快写。他越催,李文卿越紧张,脑子更空了,好不容易才写出来。许司令边看边挖苦道:“还当秘书,就这么几个字,写了这么长时间。”眼看他签上名字,李文卿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跟了他一阵子,李文卿才逐渐摸透,许司令的性格特点之一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对一个人疑与不疑,用与不用,他有他的考察方式。起初他签发文电,交给李文卿办理后,总要回头问一问:“送走没有?”“几点钟发出去的?”其他事也一样,对落实情况问得很细。问过几次,核对无误,知道你不讲假话,就不再问了。这说明考察过关,他认为你办事扎实,为人可信。事情没办好,他批评你,指责你,甚或挖苦你,讽刺你,这也还是在考察你,督促你改进、提高。如果你无论做好做差,他都不怎么问,不怎么讲,那就是把你排除在可信可用的范围之外了。他这种用人之道,包括考察方式,实质上还是带兵打仗不可少的严格与严厉。

严,在许司令身上也有负面表现,他不仅骂人,而且还打过人。李文卿很憷头许司令的火爆脾气和急性子,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给他当秘书,李文卿实在是有顾虑。

李元副参谋长和李文卿谈话说:“这是组织决定,你能给许司令当秘书也是很光荣的事,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在首长身边工作,看文件多,听的见的也多,锻炼也大。”李文卿只好服从命令。他本想干一段试试看,不料,一干就是六七年。这六七年,李文卿跟随在许司令身边,无间隔、不间断地心感身受、耳闻目睹,对许司令的了解逐渐加深,许多事情给他留下了消磨不掉的印象和回味无穷的思考。

                 文革风暴袭来 跟随司令进山

李文卿跟随许司令的六七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的非常时期。

许司令对毛主席的忠诚是有口皆碑的。几乎人人知晓,毛主席对他有一段非同一般的知遇之恩。许司令原名“仕友”,毛主席给他改成“世友”,意思是要他做世界人民的朋友。早年他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有人发言影射到四方面军的军师干部。他一想,多年来出生入死,身上打了七八个洞,没有功劳,反而有过,感到冤枉,更不服气,就要回四川找旧部打游击,让他们看看自己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后来事泄,被抓起来,说他是“反革命”,是“托洛斯基派”。他听成了“兔子吃鸡”,戴着手铐脚镣还骂人,说:“兔子吃什么鸡,狐狸才吃鸡呢!”多亏毛主席及时出面,亲自为他解开镣铐,给他行脱帽礼,把他从关押的地方放出来。“有恩不报枉为人。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许世友永远忠于毛主席。”这是许司令常挂在嘴边的心里话。几十年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司令跟不上了,用毛主席的话说“很不理解”。196611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由许司令做动员报告。即便“很不理解”,也得“打鸭子上架”。过去,许司令讲话一般不用稿子。即席讲话虽不多,却很有吸引力,又富于鼓动性。讲到严肃处,全场鸦雀无声,掉根针在地下都能听得见;讲到高兴处时,风趣幽默,妙语连珠。有一次机关请他作形势报告,宣传部门组织几个人,花了几天时间给他写的稿子,他上台从口袋里掏出来,只读了几句,随手一丢说:“还是以我为主吧!”逗得听众哄堂大笑。这回可不同了。只见他一反常态,一页一页翻着机关给他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一字不减,一字不加,毫无感情色彩。一口气从头读到尾,前后不到半小时,读完就宣布散会。话音刚落,人已走进侧幕条后面,造了个凉台冷场。很显然,这是不表态的表态。第二天,司政后机关的大字报就糊上来了,指责军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立场不坚定,态度不端正,旗帜不鲜明”。还有批评许司令好骂人、好打猎、好喝酒等生活琐事的。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煽风点火,造反派们为所欲为,不仅地方搞乱了,而且军队也受到冲击。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由于许司令讲过各省第一书记都是所在省军区的第一政委,省军区应当给予保护,还曾派军队干部以记者身份去劝说造反派不要冲击省委机关,所以他的罪名不光一个“镇压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还有一个“华东走资派的黑后台”。紧接着又刮起了抄家风,许司令首当其冲。堂堂上将军,被闹得有家难回,只好住进军区指挥所。到后来,连南京都不能呆了。李文卿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许司令刚强一世,如今也只有退一步了。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批斗和迫害,许司令把军区的工作交给张才千副司令,他自己以养病为由,带着部分机关领导和随员秘密进驻大别山。李文卿作为秘书,自然随同前往。

许司令曾长期战斗、生活在大别山区。这次回来,既有如鱼得水的感觉,更不乏置身非常时期的警觉。刚住下,首先是看地形。转山头,钻坑道,角角落落巡视个遍。接着拉开打仗的架势,这里设个岗,那里放个哨,机枪架得高高的。对随员作了分工,各有各的战斗岗位。还赶制了一批木棍,每人一根,以备应付不测事件。其次,就是给各野战军、省军区和警备区领导打电话,了解部队和地方的情况。他还经常找人来谈话,有时找军长,有时找政委,都是“单个教练”。至于谁来谁不来,谁先来谁后来,皆由许司令临时点名,别人甭想提前摸底。这可能也是他考核部下的一种方式。

起初,李文卿对打电话没有经验,许司令讲要找哪位领导,他就叫总机接哪位领导,一时找不到,许司令就不高兴了。挖苦他说:“你这个秘书连个电话也不会要。”后来,他摸着了许司令的规律,一打电话,先问清是不是几个部队都要,听他“哼”一声,不必再多说,马上告诉总机依次接通。这一来,基本上第一个讲完,第二、三个就接上去,尽量不耽误他的时间。

天气开始变热,李文卿看许司令打电话时不停地冒汗,赶紧打开窗户,透透空气。不料,许司令把电话一捂,甩头就给他一通训斥:“还是老兵呢,一点保密观念都没有!开窗干什么?怕人听不到?”李文卿接受教训,第二天早早把窗户关严实。许司令打了一会儿电话,又说:“天这么热,你还关窗,要把人闷死呀!”李文卿心里特别窝火:一个窗户,开也不是,关也不是,这位首长怎么这么难伺候?吃饭时,他向保健医生高复运讲了心中的别扭和委屈,说:“首长再这样出难题,我就不干了!”高医生笑着说:“李老弟,你放心,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果然,第二天,许司令的保健护士找到李文卿,闲扯了一阵,顺便透风说:“李秘书,首长对你印象很好,认为你办事老练,工作认真,责任心强。”原来,许司令听高医生说他很委屈,有意让人传话来安慰他的。李文卿想,这一阵许司令无名火说来就来,也是心情不好所致。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应当理解,不该过分计较。

文革初期,江青与她的同伙到处插手,搅得国无宁日。在许司令眼里,这时的江青已变成一个仗势弄权的刁妇,一股祸国殃民的祸水!多日的隐忍再也按捺不住,终于爆发出露骨的开骂:“蓝平也配当‘旗手’?她就会破坏,把全国都搞乱了,她舒服了。我看她像奸臣,和她一伙的好人不多!”李文卿在一旁听着,吓得头都不敢点一点,真替他捏把汗。

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不行,许司令早晚会出事,就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主动和他聊天,讲一些轻松的话题;嘱咐医护人员常去找他讲过去打仗的故事,让他开心。随行的政治部柴副主任还找来一副象棋跟他对弈。许司令酷爱下棋,一摸棋子,什么烦恼都没了。他棋艺一般,但极好胜。输了,不让对方离开;赢了,就讲你是臭棋,还指指点点地教给你车怎么走,马怎么跳。陪他下棋的人都力争跟他下成和棋,赢一盘,也输一盘。

一天早上,警卫战士报告说,有一只金钱豹昨天夜里钻进厨房偷吃东西。许司令一下来了情绪,马上布置人员打猎。那时候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许司令喜欢打猎也是出了名的。在南京时,他经常忙里偷闲当一当猎人。一般都是从中山陵出发,经句容、大茅峰、溧水、江宁,绕一个大圈子,约有100多公里。坐的是改装过的吉普车,两边的车门都拿掉,以便他在车上左右开弓。他的枪法很准,尤其爱打飞鸟,说鸟在天上飞,两个翅膀张开,目标大,其实更好打。他的车上还随时备有冲锋枪、半自动步枪和一把日本军刀,打猎不用,那都是他防身的武器。最常用的双筒猎枪是前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送给他的,分量轻,质量好,他爱不释手。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北京开会也不例外,有机会就去十三陵打野鸭子。有一次参加军委扩大会,住在三座门,星期天不休息,不能外出打猎。他从窗户看见院子树上落着一只乌鸦,忍不住拿起猎枪就打。警卫人员听到枪声,跑过来一看,许司令正抱着猎枪站在窗口。这次听说有金钱豹,许司令哪肯放过?他像指挥作战一样,叫来几个人,先看地形,选好隐蔽位置,晚上设下埋伏,等豹子来了,用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交叉火力把它打死。工作人员整整守了两夜,最后还是由于开枪过早,把豹子吓跑了。两夜设伏一场空,保卫干事等人没少挨许司令的挖苦:“那么多人,一头豹子还让打跑了,本事大啊!”

不知造反派从哪里探知许司令的下落,预谋要搞一次长途偷袭,把许司令捉回南京批斗。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截获了这个情报,火速通知大别山。李文卿接到电话,立即报告给随许司令一同进山的李、柴、官三位机关领导人,大家一商量,马上采取紧急对策:南京方面设法堵截,驻合肥某军沿路盘查,大别山这里加强警戒。过了两三天,六安军分区电话报告,说有五六部汽车,装满造反派,已过了合肥,正往六安方向开来。李文卿打电话问军区党办和某军作训处,他们都说不知道。不管是真是假,还是转移为妥。大家一齐动员许司令转移到工区。那里是大山沟,出入只有一条路可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形好,干部可靠,兵力也够用,可以确保首长安全无虞。许司令哪是被人撵着跑的角色!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他拿出了当年敢死队的架势:“怕什么,不要走!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子弹打完了,衣服一脱,靠墙一站,拳打脚踢,拼他二三十个,同归于尽!”李文卿急得直冒汗。那时许司令就像一点就着的炮仗,要是他真不走,真被造反派包围,他可真干得出来!果真如此,岂不轰动全世界!还是军区政治部柴副主任机智,不再提造反派,只讲工区凉快,风景好,说:“我们去住一两天,很快就回来。”许司令这才不做声,默许了。在工区住了两天,派人侦察没有发现造反派,遂返回原驻地。

  一天,李文卿接到军委打来的电话,请许司令到北京京西宾馆休息,说是叶、徐两位老帅的意见。显然,请许司令进京是有保护之意,担心他在外面的安全,也是怕他和造反派闹僵了惹什么祸。许司令迟疑了片刻,表示同意。约好时间,北京派飞机到合肥来接。

从六安到合肥一段路况不好,坑坑洼洼,颠簸得很厉害,90公里的路跑了两个多小时。在车上,许司令先是不停地干咳,又恶心、呕吐、冒汗。李文卿也有点晕车,更担心许司令心绞痛犯病。到了合肥稻香楼宾馆,李德生军长上前扶他下车。脚一落地,他就说:“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这身体上不了飞机,北京不能去了。请你给我向军委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老帅放心。”在合肥稍事休息,李文卿又随同许司令乘车返回后方医院。

                毛主席上海接见  许司令再度出山

1967817日,对许司令而言,可以说是“文革”以来一个峰回路转的日子。这天上午九点多钟,杨成武代总长来电话,对许司令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知道了,”许司令不再多问。杨代总长讲的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

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电话他不打而让杨代总长打,一般认为这是保密的需要。汪东兴经常跟随毛主席外出,他若出现会暴露毛主席的行踪。记得有一次毛主席来南京,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以为和中央警卫人员处得熟了,闲谈中随口问道:“毛主席在这里住几天?下一步到哪里?”对方马上严肃起来,“伟大领袖的行动绝对保密,谁也不准过问。”

专机预定18日上午到达合肥机场,许司令17日下午就带李文卿和其他随员入住合肥稻香楼宾馆等着。翌晨,天气晴朗。许司令起床比往日早,精神头很好。早饭后出发,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机场等候。
  张春桥这个人阴阳怪气,下飞机见了许司令,拿腔捏调地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一副居高临下、颇不情愿的样子,李文卿看他那小样儿,觉得很别扭。

到了上海,许司令一行住在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杨代总长和汪主任就先过来看望。许司令要求尽快见到毛主席,汪主任答应早做安排。午饭时,许司令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爱睡觉,今天却睡起午觉来了,李文卿专为他值班守电话。

下午两点,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毛主席要张春桥陪许司令马上去谈话。李文卿立即上楼请许司令起床。见他酒意未消,讲话还带着一股酒气,李文卿真担心毛主席会不高兴。

毛主席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五点多钟,许司令才返回住处。陪同接见的不光有张春桥,还有杨成武和汪东兴等人。毛主席关心地问许司令身体怎样,住后方基地安全不安全,还说如果南京不好住,可以住到北京他家去。许司令问:“毛主席啊,‘三大纪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毛主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许司令说:“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毛主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毛主席还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司令。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我说的!”时隔不久,毛主席又给“不准揪许司令”这句话作了个诠释:“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

尽管乱云飞渡,群小当道,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爱将,更没有动摇他对解放军的信赖。这次在上海接见许世友,就是向欲打倒军队高级干部的林彪、江青及其造反派表明了他的态度。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特殊年代,毛主席对许世友的接见和谈话,无疑是对许司令的最大支持!许司令知道,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注毛主席同他这次会面。他告诉秘书李文卿:“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许司令认识字,看文件没问题,字写不太全,做记录有点困难。大凡会议、指示精神,全凭脑子记,提纲挈领,择精撷要,一般“秀才”也相形见绌。传达毛主席这次谈话的内容便是一例。那三个“就说”吹风下去,胜似多少大块文章!

南京市的群众造反组织有了打“派仗”的新资料。“许司令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反许就砸烂谁的狗头”、“反军没有好下场”、“谁毁长城就打倒谁”、“拥护军管会”等标语顿时贴满了街头,原先那些“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一类的口号顿时销声匿迹。

不久,许司令重返南京,活像个打了胜仗凯旋的大英雄。毛主席给予他的殊荣早已家喻户晓,此时又出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正所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走到哪里都有群众夹道欢迎。李文卿看到许司令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他长嘘了一口气,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放下来了。

         随司令进京汇报 毛主席和他握手

李文卿深知,许司令一生对两个人绝对忠诚。除了毛主席,另一个就是周总理。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周总理多次保护他,令他终生难忘。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许司令等一大批将军在京西宾馆遭遇造反派围攻,情况十分紧急。是周总理指派徐向前元帅赶到京西宾馆,亲自做工作,造反派才撤了京西宾馆的围,没有酿成大祸。

第二次是南京的造反派策划打倒许司令时,周总理得知事态严重,亲自打电话给南京造反派的头头,责令他们撤除“打许联络站”,不准冲击军区机关。周总理说:“不许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南京的“打许联络站”撤消了,十万人“批许大会”也夭折了。周总理又一次保护了许司令。

第三次是许司令在大别山里躲避造反派的批斗时,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他的身体和安全状况,邀请他到北京去住,就住在中南海毛主席家里,说这样更安全。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许司令做人的准则。因此,他对周总理的忠诚和拥戴是毫不含糊的,容不得任何人对周总理的怀疑和诬陷。

李文卿记得,那是江苏省革委会成立不久的五月初,许司令又一次进京见毛主席。这次是不请自去,而且走得急如星火,因为他感到事关重大。

事端出自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他们从解放前的报纸上翻出一则《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有人说伍豪就是周恩来,层层上报到许司令处。许司令对这一历史事件毫无所知,他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别有用心的家伙要整周总理。他严令此事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对李文卿说:“有重要事要见毛主席,请北京派架飞机来。”李文卿马上做了安排。

许司令带着李文卿等人赶到北京,刚在京西宾馆住下,就找到汪东兴主任要求见毛主席,说越快越好。54日凌晨两点,汪东兴来电话,要许司令立刻去毛主席住地,只准李秘书一人陪同。

按照汪东兴交代的路线,许司令的专车从西门进中南海,到怀仁堂门口,早有一辆大红旗轿车在等候。换乘这辆车,三转两转,停在一座房子前面。李文卿搞不清是什么地方,只见门扇很高大。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人给许司令领路,李文卿夹着一卷合订本报纸跟在后面。

一进门厅,中年人说:“李秘书在这里休息,许司令跟我进屋。”

李文卿朝四面看了看,屋子很旧,陈设很简单,沙发、茶几、三屉桌都是旧的。中年人很快回来了。自我介绍叫许业夫,是毛主席的秘书。坐在一旁的几个年轻人是毛主席的警卫和护士。

这次谈话时间较长,约两小时。谈的什么,许司令始终没有给李文卿透风。只见他从里屋出来时,显得很高兴。

后来,李文卿从正式渠道了解到,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手伪造的。那还是19314月和6月,周恩来等我党地下工作者连续两次在上海挫败敌人的阴谋,使中共中央及时摆脱因叛徒出卖而面临的严重危险,得以安全转移。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先是“悬赏通缉”周恩来,失败后又拿出惯用的造谣手段,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合谋伪造了那个“启事”,于19322月刊登在《申报》和《新闻报》上。此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已离开上海,到达江西苏区首府瑞金。为了辟谣,在上海的我党临时中央经由申报馆登出剖白真相的广告,并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谣言》传单。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文告,严正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的反动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诬蔑。”

事实和结论非常清楚。然而,这一段本应以核心机密归档的历史纪录,竟被江青翻腾出来,用做打倒周总理的一件武器。1967517日,江青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并附上那个启事的抄件。矛头所向,直指周总理。519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信,附带有关的历史材料。信中说:“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2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的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1967年末,又有人写信给毛主席,反映这件事。毛主席19681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江青的阴谋虽已破产,许司令的“马后炮”还是有作用的,他提醒毛主席注意到要让干部“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由54日同许司令那次谈话,引出了58日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时的一段谈话。毛主席说:“像许司令这样60多岁的人,都不知道‘伍豪启事’,这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这番话进一步廓清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残留下来又被江青恶意扩散的乌烟瘴气。

李文卿这次跟许司令进京,还遇上一件终生难忘的幸事。那天谈话后,毛主席送许司令到外屋,见李文卿是个生人,便伸着手向他走来。许司令赶快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姓李,叫李文卿,山东人。”李文卿毫无思想准备,他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毛主席那宽厚的手掌,看着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孔,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许司令请毛主席留步,毛主席一定要送到大门口,看着许司令上了汽车。李文卿从车窗朝后看,毛主席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更加高大魁梧。汽车缓缓开动,毛主席还站在门前向许司令和李文卿挥手再见呢。

这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毛主席和李文卿握了手,许司令的其他随员都很羡慕。保健医生高复运说:“我没有机会和毛主席握手,就和你这握过毛主席的手握一握吧!你这双手不要洗,带回南京再和别人握。”

             代司令起草检讨信 毛主席批准过了关

197082396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是十年“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较量公开爆发为中心事件,给我们党的历史留下了一页令人警觉的记录。李文卿跟随许司令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不久,毛主席发现林彪一伙闹事,非常气愤,825日下午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司令到得早,进了门,向毛主席敬礼。毛主席握着许司令的手说:“你摸摸我的手,发凉,脚也发凉。我年纪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不要让我当国家主席了,让我多活几年好不好?”许司令说:“主席不要讲了。我通了,我回去做其他人的工作。”

开会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讲天才的提法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主席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开。”

26日下午,全会停开。许司令即在江苏和南京军区小组传达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对他讲的话。讨论中,有人提议写封信,向毛主席表个态,大家都赞同,当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几条。李文卿是小组的会议秘书,负责作记录。许司令让他整理一下,再给他过目。

这封表态信的主旨非常明确,即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英明决定。后面提出四条建议: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请罪;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四是对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当时情况尚不明朗,所以,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抬头也带上了林彪。信写好后,李文卿送给许司令签发。当时许司令正和韩先楚司令聊天。所以韩司令也看到了这封信。李文卿把信装进信封,直奔中办,交给了负责华东组的会议秘书洪雪竹,请他送交王恩良副主任转呈。

韩司令看过信后,仿效许司令的做法,让他的秘书也写了一封表态信。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看到韩司令写的信,也照样写了一封信。这个情况是三年后杨司令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文卿的。当初,这三封信是分头写的,又分头送上去的。始料不及的是,因此埋下了一个大麻烦。

913”事件发生后,许司令奉召进京。党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和他谈话,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第二,为什么信会落到林彪手里?第三,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写的信内容相同?这三个问题一齐提出来,对许司令来说,真好比三座“刀山”横在面前。事过两年多,许司令已记不清楚了,中央代表叫秘书李文卿帮助回忆。李文卿记得很清楚,他如实做了说明。中央代表对调查结果仍不满意,一位领导对李文卿说:“你是许司令信任的办公室主任,你劝劝许司令如实向中央讲清楚嘛!”李文卿马上反驳说:“你这个话不对。我虽是办公室主任,其实还是秘书。你们领导层的事,我一个秘书怎么好讲?”那位领导并没有嗔怪,后来他也挨了“四人帮”的整。

王洪文是解决三大军区司令庐山写信问题的中央代表之一,他居然盯上了李文卿。在“批林批孔”中,这位中央副主席点名指责李文卿这个秘书帮许司令“说假话”,“欺骗中央”。

许司令的压力很大,并为此生病住院。但他仍然很关心李文卿的前途和命运,多次对他说:“你跟我六七年了,帮我做了很多工作,回南京后,你就下部队自己去闯。我不埋没你,干好了,你还可以发展。”“你还是出去工作吧,免得连累你。斗争很复杂,有忠无奸不成戏,这是老话。”

19731月,南京军区机关确定李文卿下部队代职。许司令要他选个人接秘书班,还是那三个条件:胶东人,初中以上文化,打过仗。打过仗的胶东籍的年轻一点的人已经没有了。许司令又扩大范围,说山东人、安徽人都行。最后还是从部队找了个山东人。

新秘书来了,工作也交接了,许司令还是不放李文卿走,让他主持儿子许建军的婚礼,做证婚人。忙完这件事,下部队才三天,许司令又召他速回南京。

57日中午11时,李文卿火速赶到了中山陵八号。许司令已在会客室等了他很长时间。李文卿一进门,许司令就对他说:“你赶快帮我写个回忆材料,开始写毛主席派李德生、韩先楚来南京,对我帮助教育很大。再写我过去没有和林秃子一起工作过,对他不了解。他当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我和他是一般工作关系。庐山那封信,由我承担责任,就按以前讲的写。”

当天下午,许司令和韩先楚司令再次回忆庐山写信的情况,要李文卿也参加。三人回忆了很长时间,和前几次一样,没有发现对不上牙口或遗漏的地方。

“最多是上当受骗,”韩司令说,“我才不上纲上线呢!”

“对,最多是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许司令目光转向李文卿,“你赶快动笔吧,写两三千字就可以了。”

李文卿领受任务后,由于情况清楚,再加上他写文章出手快,抓得紧,很快拉出了初稿。送许司令阅改后,决定以他个人检讨信的形式呈送毛主席。落款日期是1973514日。信中写到,“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这是讲的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初,许司令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也很尊重“林副主席”,打到野味给毛主席送去,同时送给林彪一份。许司令要李文卿把这些事写上,意思是既要说清楚,就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藏着掖着。

517,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许司令要李文卿跟他去。到北京后,许司令亲自把检讨信交给李德生主任,请他转呈毛主席。开会时,毛主席当面批评许司令,说你的信只写给我,要不要交政治局看?还是给你退回去。

韩司令也给毛主席写了检讨信,呈送后很快印发政治局。许司令的检讨信退回来改过抬头,重新呈送毛主席并政治局,但始终未见下文。

这期间,毛主席在接见韩先楚司令时讲过一段话:“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你们俩大老粗,不民主。民主集中制还要不要了?还是要讲团结,要多团结一些人。”这就是说,1971831日毛主席在南昌指挥他们唱《国际歌》以前的问题不再追究了,当然也包括庐山会议写信的事。至此,庐山会议写信的风波暂告平息,许司令总算过了这一关,李文卿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973年底,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重大举措——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并且明确规定不准带秘书。许世友由南京军区司令调任广州军区司令,李文卿从此离开许司令,走上了部队领导岗位。

19851022,许世友——这位忠勇双全、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溘然长逝,走完了他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李文卿专程参加了许司令的追悼会,他手扶着老首长的灵柩,追忆着十年动乱期间跟随许司令的日日夜夜,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强将手下无弱兵。李文卿没有辜负许司令的培养和厚望,他走上领导岗位后,一路顺风,先后任师副政委、政委、集团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国防大学副政委、政委等职务,全国人大第六、七届代表,第十四届中共中央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我军历史上由秘书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佼佼者。退休后,他认真回忆了给许司令当秘书的那段难忘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题名《近看许世友》,为后辈秘书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上一篇:暂无记录
下一篇:暂无记录
最新评论
 
发表评论
请您 登录 / 注册 后,发表评论
请谨慎发表评论,一旦发现您的语言不文明,将冻结您帐号。

南乐党史网 版权所有

濮阳市南乐县  邮编:457400  信箱:nlxwdsb@163.com

      豫ICP备1503117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