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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

“湘江血战”的幸存者韩伟中将

文章作者:王树人     文章来源:《党史纵横》2016年第10期,有删节     发布时间: 2017-01-11     阅读:1308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最艰苦的一仗,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最终突破了敌人设防最严密的一道封锁线,取得了胜利。但中央红军为此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其中掩护主力的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18团被敌人阻断,官兵大部分阵亡。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韩伟中将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当年他担任红五军团第34师第100团团长。

军委率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在突破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广西的兴安县、全州县之间西渡湘江。中央红军同25个师超过30万人的国民党遭遇,并进行了一场十分惨烈的战斗。最终从兴安、全州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毛泽东的警卫排长

韩伟,原名韩勋琴。1906年2月10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粮房湾镇。清末民初时他的父亲离开家乡到江西安源的一个修理厂当上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由于手艺好,慢慢就当上了车间负责人并在1914年年底把全家都带去安源。韩伟到了安源之后,入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读书。1922年到修理厂当锻工,并参加安源工人运动,在路矿工人俱乐部当宣传员。1924年5月,韩伟在安源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被分配的任务是每月两次往来于安源和长沙,到长沙文化书社为俱乐部借一次书,还一次书,实际上就是交通员。韩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1924年冬从上海回到长沙的毛泽东。 
  1925年9月2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北洋军阀武力封闭后,白色恐怖笼罩矿区,党团员转移,韩伟因被派到长沙送信,回来后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韩伟一路从安源到长沙又到武汉,然后顺江而下又到上海,最后到了广州。到广州后,遇到了当年安源工人运动时认识的刘春生,他当时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听刘春生介绍说黄埔军校正在招收第四期的插班生后,就前去报名。在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勋琴”有女性味,就改叫韩伟。10月,韩伟进入黄埔军校入伍生团开始接受培训。同年年底,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把韩伟那一批20多人的插班生编入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教导队。 
  1926年5月,韩伟跟随叶挺独立团一路北伐,在围困武昌时,韩伟被批准回安源接转团转党关系,返回时,武昌已解放,独立团撤走。韩伟在找不到部队的情况下又回到安源参加工人武装斗争,曾任煤矿修理厂工人义勇队班长。1927年6月,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到安源募兵,韩伟与130名青年工人集体入伍,被编入师补充营。7月,补充营编为由我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营。后在修水被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后,韩伟被调任第1团第3营第9连第1排排长,并率领战士于9月9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3日“三湾改编”后,韩伟告别毛泽东,到驻扎在大湾缩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1营2连任第3排排长。临行时,毛泽东送给韩伟一个笔记本,并在扉页上写到:“坚持到底就是胜利。”1928年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韩伟任第11师第31团2连副连长。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5月25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红军第四军(后亦称“红四军”),取消师级番号。1929年2月4日,韩伟调任红四军前委警卫排排长,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任警卫排长。后任红四军第2纵队第4支队第11大队大队长等职。1930年7月改任红21军第2纵队第5支队支队长。接着又改任福建军区独立1团团长、红12军第100团团长。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根据会议日程安排,第100团代表红12军接受临时中央政府检阅。团长韩伟和政委罗震廷带领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阅兵会场。他们精神抖擞、口号嘹亮,绕场一周后通过主席台。韩伟到达主席台下时,部队立定。韩伟上前报告,朱德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将一面用黑绒线绣的“沉着胜敌”四个大字的锦旗授予韩伟。这面锦旗,是临时中央政府授予人民军队的第一面锦旗。事后,韩伟曾说,是“沉着胜敌”四个字让自己在“湘江血战”中存活了下来。 
  1932年初,韩伟任福建军区独立第8师师长,8月任福建军区参谋长。1933年3月任红19军第57师师长,同年6月,红19军缩编为红12军第34师后,改任第34师第100团团长。 
  1934年3月,第34师师长彭绍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被调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第34师师长位置空下来后,在谁当师长这个问题上,当上级来征求意见时,韩伟和第101团团长陈树湘互相推让,最后是陈树湘当了师长,韩伟仍任第100团团长。 
  韩伟和陈树湘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中相识的。当时二人同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营第9连担任排长,韩伟是一排长,陈树湘是二排长。后在井冈山斗争中,韩伟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11师31团2连副连长,陈树湘担任7连副连长。1929年二人又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并先后担负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领导的警卫工作(韩伟任红四军前委混成大队副大队长兼警卫排长;陈树湘任红四军军部特务大队大队长)。1932年,韩伟任福建军区独立第8师师长时,陈树湘任独立第7师师长。1933年3月,韩伟任红19军第57师师长时,陈树湘任第58师师长。1933年6月,红19军缩编,韩伟和陈树湘又同在第34师担任团长。二人在长期的并肩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二、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 
  1934年10月16日,第34师第100团在韩伟的指挥下,处在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队伍中,渡过江西于都河后开始长征。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中旬抵达湘江东岸。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在兴安和全州之间近150公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以绝对优势,构置起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一举将中央红军歼灭。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负责殿后的第34师的6000多官兵在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林的率领下,奋勇阻击国民党军。第34师全体指战员明白,阻击战多坚持1分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渡江中就少一分危险。阻击的战士一批批倒下去,又一批批上来,第34师像钉子一般扼守在阵地上,整整阻击了3天4夜。

韩伟在《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畏敌如虎,在仓猝率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中,又消极避战,结果,在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时,险遭覆灭,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担任全军殿后的我红5军团34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领率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11月26日,我们团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刘伯承参谋长介绍了敌情:何键第一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军尾我直追,第四、第五路军向东安集结。刘伯承指出: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迫,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之侧。讲到这里,刘参谋长拿出―份军委电报向我们宣布:红34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8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读毕,他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红34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34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浴血奋战,顽强地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30日,在我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剧烈。追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4个师。该敌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我军,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的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弹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们。我师广大指战员依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杀伤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12月1日凌晨5点和下午两点,中革军委两次电令第34师由东向西横穿灌阳至新圩公路,向西突围。第34师依照命令,从板桥铺一带穿过公路,向西突围,但再次陷入崇山峻岭之中。12月3日,在前往湘江凤凰嘴渡口的途中,第34师在全州县安和乡文塘村与桂军夏威部两个师遭遇。文塘一战,第34师损失惨重,由入关(湘桂边境四关)时的4300余人锐减至800余人,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张凯、第102团团长吕官印、政委蔡中先后牺牲。在向北进攻受挫后,在师长陈树湘率部南撤的途中,第100团政委侯中辉,第101团团长苏达清、政委彭竹峰先后牺牲。12月5日,第34师被桂军发现,再次遭到包围。陈树湘紧急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树湘命令韩伟等带领部队突围,自己做最后的掩护。韩伟坚决不服从,两位老战友第一次发生了争执。韩伟对陈树湘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这个师就还在!你带师的主力突围,我带100团作最后的掩护!”两个老战友就这样挥泪诀别。接着,陈树湘下令全师分两路突围,一路由韩伟率第100团余部约300人,掩护师部突围后,再向柳木青方向转移;另一路由陈树湘带领,率师部及第101团、第102团约700人,向湘南突围。让韩伟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与老战友陈树湘最后的告别。 
  陈树湘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突围部队进入湖南江华境内后的11日,部队到达道县泗马桥时,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在牯子江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受重伤。12月14日,陈树湘命令王光道率余部突围,自己和两名警卫员留下掩护。就这样,陈树湘端起一挺机枪,带着两个警卫员,占领了银坑寨附近的洪都庙。当敌人从四周蜂拥而上时,陈树湘三人依据洪都庙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掩护王光道率部突出了重围(突围到湖南宁远时,王光道在作战中牺牲,后由一位副连长率所剩90多名战士在湘南坚持了近一年的游击战,人数曾一度发展到300多人。但在敌保安团的反复围捕下,终因弹尽粮绝,全部牺牲)。敌人疯狂地扑向洪都庙后,陈树湘和两个警卫员都不幸被俘。12月18日,陈树湘被押往道县县城,途经蚣坝石马神时,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三、跳崖幸存与十年牢狱 
  掩护师部突围后,韩伟将300余人编成3个连,因连长、排长大多牺牲了,韩伟重新任命了连长、排长,要求大家作好准备,趁夜间突围出去。很快,夜幕降临了。韩伟带领部队开始突围,没走多远,便遭到千余名国民党军的紧追。韩伟只好指挥部队边打边撤,但敌人还是追了上来,双方展开了厮杀。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一眨眼工夫,第100团由300余人锐减至30多人。当突围到海洋山主峰宝界岭(位于兴安县和灌阳县边境)时,韩伟觉得敌人太多了,30多人集中在一起目标太大,搞不好一个人也突围不出去。于是,韩伟命令化整为零,争取人人突围出去。战士们开始分散突围后,韩伟率5名干部将敌人引到崖边,最后6人从宝界岭上跳了下去。万幸的是,韩伟和二营营长侯德奎(另一说是三营政委胡文轩)、团司号长罗金党被挂在树丛上,没有死,被上山采药的土郎中王本森救下来。后来,三人在王本森家的红薯窖里藏了7天,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捕。因罗金党腿折了,不能走,只能留在王本森家(罗金党伤好了之后就去找红军,一路走到广西的南丹县,实在是找不到了,就留在南丹县当了篾匠)。韩伟和侯德奎脱下军装,把军装连同两个皮包,两条驳壳枪,还有几十块银元都留在王本森家,一人一条扁担,背上王本森炒的几斤糯米,扮成挑夫模样,分头找红军去了。此时,已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开始向西跋涉,而韩伟一个人的“长征”更为艰辛和曲折。他费尽周折,还是没有找到部队。两个月后,韩伟辗转到了武昌。不料,韩伟被叛徒认出,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关押在武汉陆军监狱,被判处十年徒刑。 
     四、参加“七大”再见毛泽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向国民党交涉,提出“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武汉方面的国民党请示上级后,得到的答复是,同意放人,但有一个条件,红军战士送延安,红军干部送南京。因韩伟尚未暴露红军团长的身份,因此他顺利地从国民党武汉陆军监狱被释放,去了延安。韩伟到了延安后进入抗大第四大队学习。毛泽东得到韩伟来到延安的消息后很高兴,他在等待韩伟来找自己。但韩伟却一直不敢去见毛泽东。事后,韩伟曾说:“之所以不敢去见毛主席,是我的思想包袱太重,总觉得自己在湘江作战中没有打好,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狱。”就这样,毛泽东一等就是半年,仍没有见到韩伟。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作完报告后,吩咐抗大教育长刘亚楼通知韩伟,说他要见见韩伟。韩伟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后,毛泽东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然后幽默地说:“我的警卫排长还是当年的样子嘛,不仅一根毫毛没有少,下巴上还多了许多。”毛泽东的话,让韩伟一下子轻松了。接着,毛泽东又说:“韩伟同志,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很好嘛!”毛泽东说知道韩伟的情况,指的是从中央组织部的材料中看到韩伟在掩护中央红军抢渡湘江时立了功,在武汉监狱里表现得很坚强。后经毛泽东批准,韩伟离开延安赴晋察冀前线,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军教主任、第四团团长、警备旅副旅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第五军分区雁北支队司令员等职。1944年11月,作为参加中共“七大”的晋察冀代表团成员的韩伟,随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刘澜涛来到延安。韩伟到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召开,便到中央党校学习,等待开会。当毛泽东见到刘澜涛,得知韩伟当选为“七大”代表并已到了延安后,对刘澜涛说:“韩伟是个好同志。”第三天后,毛泽东就把韩伟请到住处为他接风。席上,没有酒,也没有丰盛的佳肴,吃的是小米红枣绿豆粥。临别前,毛泽东拿出一个自己用过的皮挎包,深情地说:“韩伟,在井冈山你就喜欢我的包包(挎包),那时候我们穷啊,装文件的东西就只那一个。如今好多了,这个包包送给你,奖励你打鬼子有功。同时也还了当年红四军下山时,我答应你,有了条件,一定送你一个包包的愿嘛。”韩伟手捧着毛泽东送的挎包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后来,他找到当时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夫人马冰如,让她用旧军装为挎包做了件“衣服”,严严实实包住,珍藏起来,并与夫人相约,绝不将此事张扬(1992年4月,韩伟在弥留之际,才将挎包的事告诉了儿子韩京京,并说出了珍藏的地方。韩伟病逝后,韩京京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才看到这个珍藏了近50年的挎包,并从挎包中发现了父亲参加“七大”的编号为“一六六”的出席证和座位为“十四排十号”的座位证)。 
  解放战争时期,韩伟曾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兼热河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第20兵团第67军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韩伟历任第67军军长、军委军事教员训练班主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韩伟就把自己的一切了交给党。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坚持原则,维护党性,事事从党的利益出发。他在工作岗位是这样做的,离职休养后仍然不走样。北京军区司令部老干办的同志曾说:“韩司令员离休后虽然年事已高,但每月交党费却从来不让秘书代劳。他说,这是组织观念问题。”韩伟的秘书宋金国说:“机关逢年过节给干部发些补贴,给他的那一份,他都让我们从哪里领来送到哪里去。我们说:机关干部人人都有,这不是特殊。他说,机关干部工资低,给他们发我赞成,可党给我的工资够用了,没有必要再要额外补贴和照顾。”韩伟的司机袁希才说:“长江边上出生的人都爱吃鱼,有一年北京吃鱼供应困难,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开车到京郊给他买了一次鱼。他知道后,把我们叫去批评说:‘你们这样做,看起来为我好,可你们没有想一想给国家造成的浪费,今后再不准开车去买鱼。’” 
  第34师是一支由福建闽西工农子弟组成的队伍,第100团在长征出发时有1600多人,绝大部分是福建永定籍。因为韩伟是在闽西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对闽西有着很深的情感。韩伟临终前对儿子韩京京说:“我不行啦,我的骨灰你们送到闽西革命公墓。”韩伟祖籍湖北黄陂,那里有他家的祖坟,所以当韩京京问他,要不要把一部分骨灰送回老家时,他摇摇头。韩京京接着说:“爸爸,您在北京住了几十年,我们也在北京,是不是给北京留一部分骨灰,我们也好纪念扫墓。”韩伟还是摇摇头并说:“湘江战役时,我带出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起他们和他们的亲人,要是带领他们过了湘江,征战到全国解放,说不定全国的将军县还会出在闽西,出在永定、龙岩、上杭……我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跟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1992年4月8日,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湘江血战”的幸存者韩伟中将,走完了人生的旅途。遵照他的临终遗嘱,1992年8月,韩伟的儿子韩京京专程从北京将父亲的骨灰送到福建闽西革命公墓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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