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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

朱德:浪底真金烈火炼

文章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搜集整理     发布时间: 2017-01-11     阅读:366

朱德出生时,正是晚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华民族处于苦难深重之时。时艰势危,朱德耳闻目睹民族国家之艰危、人民之疾苦,从小便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宏愿,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德追求进步、追求新学、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最终怀着“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的崇高理想,走出了世代居住的那片狭小偏僻的山乡,寻找到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和救国之路,并为之奋斗终生。

(一)出身贫寒恨无穷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一个佃农的家里。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韶关县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疫病流行,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批大批的外省人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之为“湖广填四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他们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朱自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场。后代就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

朱德出生时,朱家共有11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风,姐姐朱秋香。

朱德的父母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在朱德之后又添了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

朱德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朱德这个大家族中,朱德属“代”字辈,取名朱代珍,字玉阶,又名朱建德。朱德出生后,父母怕孩子养不大,按当地风俗,便给他取了一个“贱名”叫“狗娃子”。朱德的出世,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欢乐,因为全家辛辛苦苦,终年劳累的全部劳动所得,交了租后,所剩无几,连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都很困难,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份压力。他的父亲朱世林哀叹:“唉!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朱德的奶奶倒是乐滋滋地说:“这娃娃长得粗眉大眼,一派福相呢。好好养着他吧,没准儿日后能成大气候哩!”
  朱家世世代代都是憨厚、勤劳、朴实的农民。朱德出生时,祖父朱邦俊已年过花甲,还经常领着全家下地干活。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把大家叫醒,分配农活。农忙时领着全家锄地、犁田、播种、割禾、打猪草……冬天领着大家上山砍柴。直到晚年八九十岁了,还下田干活,平时手里经常提着粪筐在村前村后、田间草场、渠边道旁拾粪攒肥。他经常对儿孙说:“人不怕累,就怕闲,就怕懒,越闲越懒就会吃穷病倒。”就在他临终前不久,还站在田埂指点后辈耕田。朱德回忆说:“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

朱德的祖母潘氏是一位十分能干,善于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她虽然不识字,却是个有胆识、有魄力、有高度组织才能的人。她是全家的主持者,全家人生活上的大事小事全由她操持管理。正如朱德所言:“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都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在朱德的眼里,祖母简直是万能的,她把这十几口人的穷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日子虽然贫寒,但全家和和顺顺,尊老爱幼,深受当地群众的称赞和尊敬。

朱邦俊生有4个儿子,大儿子叫朱世连,二儿子叫朱世林,三儿子叫朱世和,小儿子叫朱世禄。

朱世连是朱德的伯父,也是朱德的养父。他是一位为人诚实、纯朴、忠厚,颇有见地,治家严谨,办事果断,心中有数的精明人。他持家有方,家里要添置什么,手头的钱怎么花,都能一分一毫计算得十分精细。他常常帮助朱德的祖母出谋献策,维持朱家十几口人的生计。朱德的伯母刘氏也是一位善于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朱德的伯父伯母两口子恩恩爱爱,和和睦睦。他俩没生儿女,朱德一生下来就很招他们喜爱,经常流露出要把朱德当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心愿。大约在朱德两岁时,祖辈做主,把朱德过继给他们抚养。此后,他们对待朱德如同亲生骨肉一般,对其生活、学习和前途十分关心,对朱德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朱世林是朱德的亲生父亲。朱德出生那年他虽然只有37岁,可脸上已爬满了皱纹,看上去像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他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不知疲倦。但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

朱德的母亲出身于姓钟的贫苦人家。她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贤惠俭朴。虽然不识字,却十分明事达理,待人处事尤为宽厚仁慈,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朱家虽然家境贫寒,但她平时总是节衣缩食,周济比自己生活更困难的穷人。左邻右舍或过往行人,不管谁有了难处,她都尽力去帮助。她经常从自己碗里匀出饭菜给乞丐,并看着乞丐把饭菜吃下去才放心让其离去。她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着。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除了挑水、烧饭、纺棉花、缝衣裳、织鞋袜等家务活外,还要干些种田、种菜、采桑叶养蚕等农活。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他在1944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深情地写道: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对于孩子们来说,没有比听母亲讲故事更为惬意的了。朱德总也不明白母亲那个并不太大的脑袋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奇妙而有趣的故事和神话。有时候,讲着讲着,母亲又唱起歌来。歌声是那样婉转,那样甜润,那样轻柔,不知不觉中会把孩子们的思绪带到梦幻般的奇境里去……

母亲虽然钟爱自己的每个孩子,可是由于生育过多,再加上家务事忙,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料稍大一点的朱德。打从弟弟降生,朱德就离开母亲的怀抱,在泥土里滚,在地上爬。除了吃、穿、住以外,样样事都靠自理。刚刚学会东倒西歪地走路,一不小心摔倒了,也只有自己趴在地上哭几声,谁也没有工夫来哄劝他几句。再稍大一点,会跑会跳了,就跟着哥哥们上山去捉小鸟,或到树底下去扑捉那映在地上斑斑驳驳的树影。玩累了,随便找个背风的地方打个盹,起来再玩,玩累了再睡。穷苦人家,没钱买玩具,就自己到河边拣几个圆石头来玩弹球,或者摘几片树叶当哨吹。

朱德从小就很机灵、聪明,从不哭叫,全家人都很喜欢他。每逢大人们生闷气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使大人们解闷消气。朱德非常崇爱自己的母亲,母子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从朱德开始学会走路和慢慢懂事起,他母亲无论在家纺线、缝缀,或是下地浇水种菜、上山砍柴,都要把他带在身边。朱德从小手脚十分勤快,总是帮助母亲干这干那,生怕母亲累着。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朱德已能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拾柴、拔草、运秧,帮助哥哥打杂,还能照料放在田头草窝里的弟弟。朱德和大人们一样,一会儿山上,一会儿田间,一会儿家里,不停地劳作。风吹、雨打、日晒、霜侵,竟没有使他得过什么病,相反却练就了一副健壮的好身体。

幼年的朱德,就像琳琅山上那些葱绿、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迎着阳光,茁壮地成长。

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人口的增多更使家里必须十分节省才能维持生活。朱德家的住房原来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光线昏暗。全家人多半是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油盐很少。穿的是自己纺线织成的“家织布”,足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遇到收成好的年份,家里的人还可以添件新衣服,平时就没有了,鞋子是家里自己做的,点灯用的油也是自己家打的油。少年时代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深深地影响着朱德。他一生都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

朱德5岁时,就开始帮助家人干一些杂活。当时,一些外来的手艺人在劳作休息,特别是饮酒时,总喜欢和当地人围坐在一起,神侃一通。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故事,是他们聊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年幼的朱德,最爱听他们讲故事,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充满了同情与敬仰。他从懂事起,就目睹了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一家人整年起早贪黑,辛勤劳动换来的粮食,一担一担地被送到地主的粮仓里。剩下的一点稻谷,只能拿去换红薯、玉米等杂粮。吃的青菜,经常不放油,只是用清水煮熟,蘸一点劣质的黑硝盐。全家男女老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带补丁。每次地主上山避暑或是进城看戏,还要朱家出人抬滑竿。
  朱家租种的是丁姓地主家的几亩稻田。在离朱家不远的地方有块稻田,地势较低,容易存水,朱家就在稻田里放养了一些鱼苗。一次,母亲生日快到了,朱德下田捉了小半篓鲫鱼,兴冲冲地往家走,准备送给母亲作生日礼物。丁家的狗腿子发现后,追了上来,二话不说,夺下朱德手中的鱼篓,说:“这是丁老爷家的田,给你们朱家种,收的谷子要往丁老爷家送,田里养的鱼也要给丁老爷上贡,你知道吗?”朱德气愤地问:“这鱼是我家花钱买的鱼苗放在田里养大的,为什么不让我捉?”狗腿子蛮横地说:“老爷有话,老爷田里的鱼,佃户不准捉,要我天天在这守着,每天捉些回去给老爷炖汤喝。”朱德无可奈何,但他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对地主的仇恨。
  事过不久,丁家再次欺侮朱家。两年前,朱德堂叔将朱家祖传的一块荒凉的山坡地,让给朱德祖父植林。朱德的祖父带领子孙们,花了许多时间,才把这块地平整出来,种上了竹子。在朱家的精心培育下,竹子长得又粗又壮。可丁姓地主硬说这块地过了界,属于丁家,强行霸占这块地。朱家凑钱去官府告状,但官府早已被丁家收买,对朱家的状书看都不看,就把这块地判给了丁家。年幼的朱德,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官府的黑暗,更加仇恨这个不公的社会

此后,更大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朱家。1894年春夏,川北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朱家陷入困境,实在无力向丁姓地主交租。狠毒的丁家乘人之危,一再逼迫朱家交租。除夕那天,朱家被迫退佃、搬家。全家分成两班,各谋生路。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着祖父母、伯父母(也是养父母)和叔叔迁回到大湾居住。在大雪纷飞的大年初四,朱德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惜别了慈祥的母亲、勤劳的父亲和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离别了他生活了9年、难忘而美丽的琳琅山。不久,祖父母相继病逝,两个叔叔也先后分居自谋生路。朱德跟着伯父母,在大湾生活了14年,渡过了他难忘的青少年时代。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仇恨的种子,使他从小就深深地感到人世间的不平。后来,他回忆说:“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地主的狠毒、亲人分离的痛苦,使朱德过早地品尝了社会的冷酷与生活的艰辛。

当时,四川成千上万的农民都和朱家有同样的命运。一年夏天,一群灾民因饥饿冲进地主家的大宅院,打开粮仓,拖出猪羊,然后准备散去。这时,官府派来军队镇压灾民,一时间,枪声大作,灾民们哭声震天,鲜血四溅。这惨不忍睹的景象,深深地烙在朱德的头脑中,仇恨与反抗旧社会的思想,在他的心中不断强化。
  怎样才能不受人欺凌呢?在朱家人看来,他们挨穷受苦,就是因为没文化,家中要是有个识字的人,就不会这样了。于是,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于是,朱德肩负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开始了求学生涯。
         (二)孤身求学走西东

1892年,朱德已经6周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之前,朱德的两个哥哥也因家里交不起学费而没上学。于是,朱德的家人就把他们兄弟三个送到本姓家族办的私塾馆读书。私塾老师是朱德的远房叔叔朱世秦,在这里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400个铜钱就够了。但这个私塾坐落在琳琅山的半山腰,从李家湾到这里,要走一段约三四里的山路,还要爬过一段陡山坡。朱德白天去读书,中午要回家吃饭,晚上还要回来。在这个私塾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年龄最小,但他聪明好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

朱德在这个私塾读了一年之后,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要好得多。丁老师知识广博,对每个字、词、句都解释得很清楚。朱德见家里花钱供自己上学,学习更加勤奋刻苦。

当时,能到像丁家私塾这样的地方读书的,绝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弟。这些少爷们根本看不起朱德这样穿着草鞋的穷娃子,时常用鄙夷的眼光盯着他们,甚至给他们起绰号,咒骂他们是“三条水牛”,还故意把“朱”写成“猪”,用各种办法来奚落他们。人穷志不短,朱德他们反抗过,斗争过,将这些事情禀告先生,可是先生也不敢得罪这些地主家的孩子,结果受斥责、挨手板的还是被欺侮的朱家兄弟。

在这样的逆境中读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朱德有着刚强的性格,他不低头,不叹息,不气馁,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周围的冷眼和歧视,更加奋发地努力学习。他要用优异的成绩来证明,穿草鞋的穷孩子不但会种田,还会读书,而且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读得好、读得多!在私塾里,朱德根据先生教的,不停地读呀,写呀,时间抓得很紧。就连偏心的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朱家这孩子这么用功,将来肯定有出息。

朱德在这里读书不久,两个哥哥因交不起学费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做对联。每逢农历十五、十六月圆的晚上,朱德就成了家庭老师,在皎洁的月光下,教哥哥、弟弟、妹妹读书识字。大人们见了,心里感到无比欣慰。

1895年,朱德9岁那年又转到席国珍的私塾读书。席国珍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古典文化造诣精深,熟悉历史。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愤懑。在课堂上,他经常纵古论今,抨击时弊,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农忙时,朱德就回家劳动,农闲时,才能上学。他抓住一切时间,拼命地学习。在同学中,虽然他年龄最小,但成绩最好,识字最多。从9岁到18岁,朱德一直随席国珍先生学习,这正是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席国珍爱国感情的深刻影响下,朱德的思想“慢慢开展了”。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朱德特别崇敬岳飞,曾写文章盛赞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他还与老师、同学一同探讨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的成败得失。朱德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史记》、《三国志》等中国传统经典,还接触了“新学”。朱德在席国珍门下,经过几年的读书学习,获益匪浅。然而,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并不是打下了旧学的基础,而是在席先生的影响下,使他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他不再仅仅考虑家庭的命运,而是关注起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开始思索着如何走出这片狭小偏僻的山乡,去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1905年,朱德改名朱建德,来到县城,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结果在1000多名考生中,他考了前20名。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朱德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也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更大的决心,即使是借钱也要支持朱德继续读书,继续应试。1905年的秋末,朱德又顺利通过了顺庆的府试。

正当朱德准备赴省参加科举考试时,清朝政府下了诏令:科举考试从丙午(1906)年开始一律停止,并严饬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新式学堂。于是,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顺庆府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1906年也兴办起了新式小学堂、中学堂,川北各县的学生纷纷到这里求学。

由于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朱德再也没有机会参加省试,但他对上新式学堂学习新科学、新知识更为心切。他决定到顺庆府去上新学堂。

1906年,朱德进入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半年后转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是由日本留学回国的一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备都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与旧私塾大不相同。学堂开设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国语、修身、体育等新课程。朱德对这些新课程的学习都很感兴趣,每堂课都很认真地听讲。一些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老师,在讲课和谈话时,都隐约夹杂着反对清政府的思想,朱德听起来十分顺耳,自然产生了共鸣。朱德喜欢同这些老师亲近,常和他们谈论国家大事。

顺庆府中学堂的国文老师每次上课,总是挑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重点进行讲解:课后还指出要阅读的重点书目;课堂还有时组织学生讨论,互问互学。朱德特别喜欢阅读《孙子兵法》、《史记》等名著,课后还常与同学们逐字逐句地研究《孙子兵法》,学习古代兵家的军事谋略和作战经验,并结合《史记》、《资治通鉴》等的观点和内容,分析中国每个朝代的兴衰原因、政治得失、治乱复兴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等,从书中学习和吸取治国兴国的经验教训。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的日子里,感到生活十分充实。他热爱校园里的一草一木,热爱朝夕与共的老师和同学,特别尊重这个学校的校长张澜和良师刘寿川先生。中学堂的学监(校长)张澜先生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大力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革新教育,注重传播爱国维新思想和宣传科学强国、教育救国的新理论。尽管校务工作繁忙,张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俭省,又从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但学习用功,便经常和朱德谈话,鼓励朱德立大志,创新业。同时,张澜还向学生们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教理科的刘寿川先生同张澜一样,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告诉学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一个弱国逐步变为一个强国,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只有实行变法,尊崇科学,才有出路。刘寿川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欢听,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促膝谈心。在谈心中,刘寿川还向朱德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了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并秘密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嘱咐朱德要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刘寿川不断勉励朱德要发奋读书,立大志,献身于“科学救国、教育治国、强身卫国”的伟大事业。

这些教育使朱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使他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懂得了许多富国强民、救国治国的新道理,还萌发了“读书不忘救国、强国、治国、卫国”的进步思想。这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从旧传统向新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

朱德多次对同窗戴与龄说,中国要打败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准备先考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后再去学习军事。同年冬,朱德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写下了《顺庆府中学堂留别》励志一诗,抒发了他的雄心和豪情。诗云: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存亡记忆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1907年,朱德接受张澜、刘寿川两位先生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求学。成都是四川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各种政治势力、社会思潮都在此激烈交锋。1907年春,朱德报考以培养体育老师为教学目标的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认为体育可以增强国人体魄,毕业后当体育老师,可以帮助国人增强体质,抛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当时,社会上流行“教育救国”、“工商救国”、“科学救国”等许多思想,朱德想教书,就是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在体育学堂学习期间,朱德不但学习了修身、教育、心理、算术、军事教练和器械等许多新课程,而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还秘密阅读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进一步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看清了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他决心加入中国同盟会,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但由于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朱德多方探听,也没找到任何一个同盟会会员,加入同盟会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1908年春,朱德应聘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师兼庶务。但把持学堂的是极力维护旧思想的保守人物,授课的内容仍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旧学。朱德与新应聘来的老师们积极提倡新学,大胆地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与守旧势力发生激烈的争论。守旧派散布许多流言蜚语诋毁新学,甚至向官府状告朱德讲授体育课是“有失体统”,“有伤风化”。朱德据理力争,官府才没有追究朱德。这件事使朱德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等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教书不是一条生路”,“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这年冬天,他决定辞去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职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投笔从戎,以身许国。他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布满荆棘的荒原上,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并且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1909年1月下旬,朱德告别了他生活了22年的故乡仪陇,踏上了远去昆明的漫漫征途。他像一只矫健的雄鹰那样,张开有力的翅膀,向辽阔而遥远的天边飞去。行前,他写了一首诗赠诸友: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三)投笔从戎为救国

1909年4月中旬,朱德经过7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准备从军救国的目的地——云南省省会昆明城。

朱德为什么要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呢?1939年他回忆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有觉悟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入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当时许多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它的任务是培训军官,同时为新军补充下级军官。这个学堂名义上是清政府兴办的,但真正领导这个学堂的却是革命党人、学堂的总办李根源。教官当中,大多也都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同情和支持同盟会的,并且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既有新的革命思想,又有军事才能。

能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可是,朱德报考陆军讲武堂,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经过两次报考,才得以进入讲武堂学习。

朱德第一次报考讲武堂时,没有被录取,原因在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只招收云南籍的学生,而朱德是四川人。朱德在报考登记表中,籍贯一栏填的是四川仪陇,所以没有被录取。后来,一位川籍军官建议朱德先来滇军当兵,再考讲武堂。因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招生章程有一条规定,凡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通过保荐进入讲武堂学习。朱德在去滇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当兵前,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因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讲武堂多招一些滇南籍的学生和下级军官及士兵,以备将来守卫滇南边陲。另外,朱德当时姓肖的房东老家是滇南的蒙自县。于是,朱德在入伍登记表上将自己的籍贯填为云南省临安府的蒙自县。

朱德到滇军以后,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又上过高等体育学堂,军事技能基础很好,自己又能吃苦耐劳,样样事情都很努力,所以得到上下一致好评。经过短期的军营生活后,朱德很快升任队部司书生。1909年秋,朱德由于军事训练成绩优异,工作努力,由当时他所在的步兵标(相当于步兵团)的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推荐,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次报考时,朱德在籍贯上填的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籍,结果被录取了。几经周折,朱德终于在1909年11月,走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

朱德后来在延安谈到当年被讲武堂录取时的心情时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朱德能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简直是如鱼得水,快活极了。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牵,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由于朱德刻苦学习,深入钻研,所以他的学科、术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成了讲武堂的高才生。

朱德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应该说,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事学府。但是,学校里也有使朱德不高兴、看不惯的事,这就是长官可以任意打骂学生。有一次,一个学生集合迟到了,长官上去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另一次,一个学生不会做一个技术动作,长官就训斥他,并罚他立正站到下课。朱德看到这些情况,心里非常不满。他总在想:长官是人,学生也是人,为什么长官要打骂和侮辱学生呢?

朱德是一个好学生,不但善于观察,还善于思考,找出问题的实质。他认为: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必须纠正。他觉得自己的看法没有错,于是,冒着风险去找总办李根源。

李根源很喜欢这位学校里出类拔萃的高才生,仔细地听着朱德反映的情况。朱德说:“学校里强调‘开明专制,绝对服从’。既是专制,还能有什么开明?既然要绝对服从,当兵的岂不成了长官的奴隶?我认为应该根除长官任意打骂、侮辱学生的现象,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对待普通士兵。”李根源想了一会,觉得朱德说的有理,赞许地说:“我同意你的主张!”从此,学校里就再没有发生过任意打骂和侮辱学生的事情了。云南讲武堂的平等、民主、开明的风气得到提倡。

讲武堂的学生有500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  朱德入校后,很快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他认真阅读同盟会的书刊,与同学唐淮源、杨如轩等组织了革命小团体,将它命名为“五华社”。1909年,通过同盟会员也是同学的介绍,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了同盟会。朱德自从秘密加入同盟会后,政治热情更加高涨,视野更加广阔,思路更加开阔。他不但涉猎了很多国内出版的进步书刊,而且还阅读了美、意、日、俄有关政治改革的书。在同盟会的教育下,朱德逐渐成长为一个既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又有坚实的军事素质的革命军人。

朱德后来在回忆那段生活时曾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那时的朱德,满心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一个统一的国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不再受封建专制的统治;一个进步的国家,人民生活逐渐走向富裕和幸福。

1911年8月,在讲武堂学习了一年零五个月后,朱德从讲武堂特别班毕业,获少尉军衔,被派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相当于旅,当时协长是蔡锷)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朱德先是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不久当司务长。蔡锷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年长朱德4岁。蔡锷对自己和学员都要求甚严,他十分器重朱德。朱德也十分敬佩蔡锷的敏锐思想和工作能力,在他看来,蔡锷的“头脑似乎充满了天才的智慧”。他把蔡锷当作自己的楷模,向往能够成为像他那样沉着稳健、深谋远虑的指挥官。朱德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蔡锷请教,并借阅了介绍华盛顿、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的书籍,以及国内资产阶级共和派抨击保皇派、主张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秘密报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
  1911年10月,为响应武昌起义,蔡锷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英勇善战,表现出色,蔡锷当面嘉奖他:“才华出众,智勇双全,军政兼通”。

1912年8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政团组成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任总理,朱德随之从同盟会会员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13年夏,朱德升任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当时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武装土匪,利用重山叠岭、森林茂密的复杂地形,经常骚扰老百姓,掠夺他们的财产。朱德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于1915年升任团长。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1916年1月1日,蔡锷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拉开护国战争序幕。朱德率部英勇作战。凭着强烈的使命感、人民的拥护和巧妙的指挥艺术,朱德率领所部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打出了威名,赢得“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可加朱德青少年时期或着戎装的图片)

由于在讨袁护国战争中功勋卓著, 1917年7月,朱德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1918年3月又被委任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并担任城防司令,驻防泸州、南溪、自流井一带,担负清剿川南土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任。泸州位居川、滇、黔三省要冲,地势险峻。由于地理条件,这里匪患渊源日久。护国战争后,北洋军阀残留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当地的地痞流氓结合在一起,组成股匪到处滋扰乡民。地方官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当地驻军又不愿插手干预,四乡百姓深受其害。朱德任城防司令后决心剿灭川南土匪,为民除害。川南百姓看到朱德部队张贴的剿匪告示,拍手欢迎。朱德在剿匪斗争中,根据在云南剿匪的经验,既用武力追剿,又注意政策攻心,依靠当地乡民,进行军民合剿,并经常深入乡间调查情况,掌握匪情,还制定了分化瓦解股匪的政策,很快就将川南地区的匪患荡平,百姓安居乐业。当地人民为了颂扬朱德剿匪的功绩,纷纷要求为他立德政碑。1918年9月中旬,泸县忠信镇乡民,在朱德当年经常与乡民攀谈的金狮坝路边,立了一座两米高、半米宽的青石碑。碑的正面刻着“救民水火”四个大字。并镌刻着这样一段碑文:

仪陇朱旅长玉阶,勇于治匪。自奉令清乡,不阅月,而匪焰息。回忆吾泸自去夏至今春,受匪患最深。而忠、崇、宜三镇尤甚。忠信介崇、宜之间,为匪集中地,故被害益烈!今者,士民安靖,无异畴昔,果谁之赐欤?其于旅长又焉能己于言也。因镌刻“救民水火”四字于石,以垂不朽。为旅长颂,且志吾痛焉。

忠信阁镇士民恭颂

中华民国七年九月  中浣立

1918年12月4日,泸县宜民镇人民,在当年朱德驻防时常与百姓交谈的玉真河凉亭附近,况场路边,为朱德建造了一座高两米、宽一米的碑。碑正面镌刻着“除暴安良”四个大字。碑文为:

靖国第二军第十三旅兼四川下南清乡司令官朱大人玉阶德政

除暴安良

宜民全镇人民同建

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四号  谷旦

如今,这两座德政碑,依然屹立在泸州大地上。

(四)远涉重洋求真经

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派系之间为争夺地盘经常发生战争,弄得国家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作为滇军的一个重要将领,朱德身不由己,被迫多次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虽然在作战中多次取得了胜利,但他并不感觉幸福。朱德投笔从戎,是为了救国救民,而不是充当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他经常扪心自问:“多年来,仗没少打,苦也没少受,可是结果呢?不仅没有能够挽救革命,重建共和,反而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为什么我一向如此富有意义、如此充实、如此旺盛、如此多彩的生活突然变得空虚和毫无意义?或许我从来就没有像应该生活的那样生活过。军阀混战如火如荼,人民百姓水深火热,这难道就是多年为之奋斗的局面吗?难道是我们热血沸腾的救国使命吗?

“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大军阀以“武力统一”相号召,小军阀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在各个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互相争夺权力和地盘。混战无休止地进行着,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状况正如朱德在一首诗里所揭露:

汹汹天下尽为烽,八载衅开百二重。

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

中央老朽能谁主,各省英雄岂自供。

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人民的希望在何方? 面对此情此景,朱德茫然了,他深深地陷入了怀疑和苦闷之中,在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出路。他经常在想:当初自己下决心投笔从戎,原来是想找到一条拯救祖国、解放人民的道路。但是近几年来,特别是护国战争以来军阀混战的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越来越怀疑自己再这样干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他感到迷惘,不知道今后的道路该怎样走。

由于对现实感到绝望,朱德学会了抽大烟,想用鸦片麻醉自己。可是,他不甘心就此堕落、沉沦,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痛苦地思索着。
  就在朱德苦闷、彷徨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爱国运动爆发了,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也改变了朱德的人生发展方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猛烈地荡涤着中华大地。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深层次、更广泛的传播。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四川,四川学生、工人、商人、市民等各界人士,纷纷以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等方式,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作为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将领,朱德十分支持学生、工人、商人的爱国行动,还公开发表演说,就如何更好地抵制日货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虽然一时不能分清哪种思潮是进步的,但是,他对新思想、新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一时期,大量的进步书刊传到泸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种种思潮,迅速打开了眼界。他对这些新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好友孙炳文帮助下,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字浚明,1885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长朱德一岁。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文科预科班。他学习勤奋,思想活跃,博览群书,常常暗中阅读同盟会办的《民报》,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对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产生不满情绪,因在一次作文中强烈抨击封建教育,被校方开除。1912年,孙炳文担任同盟会报纸《民国日报》总编辑。他坚决支持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遭受袁世凯的迫害,被迫潜回四川老家,以教书为业。1917年春,经友人介绍,朱德结识孙炳文。两人一见如故,颇有相识恨晚之感。朱德对孙炳文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非凡的经历非常敬重。1918年,在护法战争中晋升为滇军旅长的朱德聘孙炳文为旅部参议,两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并经常就世界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潮进行讨论,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他们反复比较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朱德赋诗多首,表达了自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要永葆革命斗志的强烈愿望。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博得勋名万古垂,轰轰烈烈不逶迤。
          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陂。
          信有霜寒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
          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1920年5月,战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滇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愿听他任意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

朱德虽然身不由己地参加了军阀混战,但他一向对军阀们嗤之以鼻,决心摆脱旧军队,寻找一条新道路。他与孙炳文相约到北京去探索新的革命道路,计划由孙炳文先去北京,等打倒唐继尧后,再离开军队去北京与孙炳文会合,一同出国考察,向外国取经。1921年,孙炳文偕妻儿离开四川去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式政党,便立即给还在四川的朱德写信,催他按原来相约的计划速来北京。可是,朱德未能实行自己的计划。

在赶走唐继尧后,朱德虽然对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感到彻底绝望,提出了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他留下来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同他们有着多年的袍泽关系,只好暂时留下,先后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但他并没有放弃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他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英语,为出国考察做准备。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加速了朱德的出国进程。1922年春,被逐出云南的唐继尧乘滇军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动北伐之机,卷土重来,打回昆明,对朱德等反对过他的滇军将领发出通缉。朱德被迫逃离昆明,从此离开了军阀部队。这次逃亡是痛苦的,但对朱德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朱德从此彻底摆脱了旧军队的羁绊、束缚,全身心地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5月,朱德来到重庆,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对朱德很欣赏,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盛情款待朱德,并以师长相挽留。朱德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表示自己决心出国,毅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1922年6月初,朱德乘船离开重庆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进入一所法国人开办的医院,彻底根治了吸鸦片恶习。住院期间,他从朋友送来的书报中,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了解到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后,感到热血沸腾。他被共产主义事业所吸引,决心参加这个党,成为其中一分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与自由,为全人类的幸福而献身。之后,他便四处寻觅、打听共产党,可是,茫茫人海,共产党在哪里呢?考虑到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去北京找老朋友孙炳文,也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朱德再也呆不下去了,决定立即前往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
     7月初,朱德乘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了阔别两年的孙炳文。他们整日整夜地谈着,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来中国革命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谈到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大规模罢工热潮,谈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他们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朱德高兴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党,正是咱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所要寻找的啊!”他们商议,应该去拜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可当时陈独秀正在上海,于是,他们决定再次去上海。

不久,朱德第二次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比朱德大12岁,是朱德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对于孙中山先生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朱德是十分敬佩的。但是,10多年的亲身经历,使朱德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去打倒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因此,当孙中山建议朱德重回滇军工作,组织驻贵滇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可先付给军饷10万元时,朱德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说:“我愿意到欧洲去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孙中山最后同意了朱德的意见。

8月下旬,朱德又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叙述了自己的经历,恳切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而陈独秀却因他是旧军队的高级将领,入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冷漠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朱德这时深感绝望和混乱。他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历尽艰辛,找到共产党,却被拒之门外。他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的一支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支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绝望中的朱德并未放弃追求真理的信念,他决定按原计划到欧洲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1922年9月,朱德乘法国邮船离开了上海,开始了去欧洲的旅行。这时,朱德已经36岁了。在同行的人中,他和孙炳文的年龄是最大的。

邮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孟买、科伦坡、地中海,经过40多天的航行,终于在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停岸。当天,朱德和同伴们换乘火车来到巴黎。他们在巴黎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了下来。在这里,他们得到一个渴望已久的好消息:旅欧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最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是一个名叫周恩来的留学生。朱德兴奋极了,同孙炳文一起急忙乘火车赶到了德国的柏林。

一天傍晚,朱德和孙炳文来到柏林皇家林荫路周恩来住处的门前。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惊喜和兴奋交织在一起,但心里又有些忐忑不安。他想:周恩来会热情接待我吗?会不会对我投以怀疑的眼光呢?会不会又因为我在旧军队中的经历而把我拒之于门外呢?

门开了,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英姿勃发、面目清秀、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他请他们进屋坐下,然后关切地询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吗?”周恩来热情的问候,一下子驱散了朱德心头的疑云。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青年,朱德激动地讲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陈独秀,怎样为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他恳切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周恩来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朱德从周恩来那亲切关注的目光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信任和支持。听完朱德的叙述,周恩来非常高兴,认为像他这样一位在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重大贡献,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积极寻找革命真理的人,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于是,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接受了朱德的要求,同意同张申府一起,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1月,经过国内党组织的批准,朱德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名册上,又增添了一个光辉的名字——朱德。朱德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朱德迅速成长为中国革命卓越的领导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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