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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

刘少奇:书中自有凌云志

文章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搜集整理     发布时间: 2017-01-11     阅读:580

刘少奇从小就特别喜爱读书,从青少年开始,在数十年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不懈怠,始终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手不释卷,阅读思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知识相当渊博的人。

(一)出身耕读不怕苦

189811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刘少奇出生时,他的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都已届中年。中年得子,这对于崇尚多子多福的传统农家来说,那发自内心的喜悦,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在此之前,刘寿生已经生育了3个儿子、2个女儿,加上小儿子的降临人世,刘家一门可称得上“人丁兴旺”!于是,按照刘氏家族规定的谱系,刘寿生将小儿子起名绍选,字渭璜。因为他在叔伯兄弟九人中排行最后,因而又被家里人称为“九满”或“九伢子”。“刘少奇”的名字,是他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后起用的。

根据刘家的族谱记载,刘寿生家的祖籍并非湖南,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江西吉水。在明朝中叶,刘家先人曾在湖南益阳做知县,后来迁居于宁乡县炭子冲,就在这块山清水秀的地方长期居住下来,躬耕生息。

从族谱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迁居宁乡后的刘家,虽然算不上是显宦大户,却也是家道殷实的富足人家。先辈们辛勤耕作,发奋读书,恪守着“耕读”的祖传家训,在当地颇有些声望。

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民。祖上虽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田产,但他继承了先辈的传统,辛勤耕作,发展家业,使得刘家更加逐步殷实。刘得云虽然读书不多,但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常常以钱和粮来接济贫困的乡亲,深得当地群众的尊重。

刘得云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秉林,次子刘寿生。刘少奇的父亲就是刘寿生。刘寿生不仅种田是把好手,人也比较开明,是刘家几代人中受教育最多的。与父辈相比,刘寿生不仅承袭了勤恳朴实、乐于助人的家风,而且他能写会算、办事公道,深得乡邻的尊重。与父辈不同的是,刘寿生并不热心于挣钱扩大田产和房屋,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他认为,只要孩子能读些书,将来总有个出息。他的四个儿子,在父亲的资助下都进私塾读了书,而且一个比一个读的书多。老大刘墨卿和老二刘云庭都读了四年左右私塾。后来,由于孩子多,弟妹们一个个来到世间,家庭劳务越来越繁重,哥俩不得不中断学业,较早地担负起了家庭劳动的担子。老三刘作衡读了六年私塾,与两位哥哥相比,知道得更多,能力更全面,锻练得写算俱全。刘寿生去世后,19岁的刘作衡就成了全家总管。

对于刘少奇,开明通达的父亲更是充满了慈爱和希望,他着意要让小儿子多读几年书。尤其是当刘寿生看到小儿子从小就聪明、善良时,便对他抱的希望更大,要求更严格。刘寿生病重去世前,曾交代家人,要让九伢子多读几年书,将来可以做一个济世救人的中医医师。父亲的支持是刘少奇自幼得以受到传统文化良好教育的决定性因素。

刘少奇的母亲鲁氏,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她虽然没有读过书,却长得聪明伶俐,而且身体强壮,十分能干。自打嫁到刘家之后,便挑起了料理家庭的重担,里里外外不论粗活细活,她都是行家里手。刘寿生在世时,鲁氏作为家庭主妇,将儿、媳、孙在内的一家10多口人的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能够主动协助丈夫,分担一些农田管理、雇请帮工和子女教育等事项。刘寿生过世后,鲁氏坚强地挑起了这个大家庭的全部重担,依靠几个逐渐成年的孩子,克服重重困难,沿着生活的道路一步一步走了下去。

同时,刘少奇的母亲还一贯十分支持儿女读书。为了支持刘少奇读书,母亲还特意为他布置了一间学习的小屋,这就是家中杂屋后面的一个小偏棚。屋内仅有一张旧桌,一把木椅,一只旧书箱,但在这间简陋的书屋中,文房四宝却是一应俱全。看着刘少奇安静地坐在小屋里埋头读书,母亲的心中升起一股幸福的激流,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刘少奇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勤劳、家规严格的大家庭中。父亲的通情达理、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母亲的善良、坚强、干练,哥哥姐姐们的俭朴、勤劳的家风,在刘少奇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时候的刘少奇,虽然身子骨长得比较瘦弱,却十分聪明、文静,又是家中的满崽(湖南土语,即家中最小的儿子),因而,常常受到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的钟爱。有时候,为了照顾“九满”的身体,母亲还特意为他蒸一碗腊肉,或煎上一个荷包鸡蛋。对于这份自己单独享受的可口饭菜,他总是要和母亲、哥哥姐姐们分享。孩提时的刘少奇虽然受到宠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相反,他从小就开始跟着大人到田边去放牛、割草、拾柴、挖野菜,幼嫩的身体分担着力所能及的家庭生活重担。

等长到八九岁,刘少奇便要求跟着父母和哥哥姐姐下田插秧了。但由于年龄太小,往往会把秧苗插坏。于是,他便选择了往田间送茶水、汤粥、提秧苗、拾禾穗的轻活。禾苗长起来后,到田间去除草就是刘少奇能够做的农活。虽说这是比较轻的农活,但在6月热天站在水田中弯腰扯草,一干就是大半天仍然需要有毅力。好在刘少奇不怕苦,他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埋头苦干,从不偷懒,每每得到大家的称赞。也许,就从这时起他品尝到了劳动的辛苦,培养了顽强的意志。当他成为国家主席后,仍能够时刻关心群众疾苦,遇到各种困难时,能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二)沉静好学读书郎

1906年,刘少奇8岁时,思想开通的的父亲把刘少奇送到离炭子冲不远的柘木冲一家私塾里读书。从此,刘少奇开始了他艰难的求学生涯。

在柘木冲私塾教书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叫朱赞庭。朱老先生不仅饱读诗书,而且人品端正,很受邻里乡间人们的尊重,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朱五阿公。

当时,来到朱五阿公私塾中读书的,大都是附近的一些家境一般的农家子弟。在这一群农家子弟中,初来乍到的刘少奇显得沉静文弱。他头戴小帽,身着马褂长袍,脑后一根长辫子梳理得一丝不乱。这一身打扮,虽然与刘少奇那童稚的脸庞和神情不太协调,倒也显得朴素、大方、整洁。在那不起眼的小书箱里,工工整整地放着课本、笔墨纸砚。书箱中还有几样小巧的工具:凿子、剪子、小刀和小锤子。每逢课外或者做完功课后,刘少奇总爱默默地搞上一点小制作,用树根雕刻一个陀螺,或者用剪刀剪出一只飞鸟。这些小小的手工艺品,虽然形象不是那么逼真,手工不是那么精湛,但它毕竟体现了一个充满稚气的少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盼。除了这些手工制作以外,刘少奇最大的爱好是与小伙伴们玩上几盘铜钱棋。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句话对于求学中的学子来说,再贴切不过了。在朱五阿公的私塾学堂里,刘少奇以品学兼优深得朱老先生的喜爱。朱老先生家的房前屋后栽了许多果树。每当树上的累累果实成熟时,那红盈盈的石榴、黄澄澄的梨子垂满枝头,逗引得孩子们馋涎欲滴,手心发痒。于是,一些把持不住的顽童们,便乘老先生看不住时,偷摘果实,常惹得朱老先生发脾气。但刘少奇自我克制力最强,从来不参与偷摘果实。

这一现象被朱老先生发现后,他便特地摘了两个熟透的大石榴奖给刘少奇。刘少奇十分恭敬地从老先生手中接过石榴,然后他手捧红艳艳的石榴来到教室,用小刀将其切成小瓣分给小伙伴们一起分享。这一举动使在旁边一直观望的朱老先生大为感慨。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高兴,更希望别的学童都能像刘少奇一样懂事明理。以这件小事为例,朱老先生因势利导,从刘少奇分石榴讲到古时孔融让梨,语重心长地启发孩子们,要树立做人的美德,要学会关心他人。孩子们听了朱老先生入情入理的话后深受感动,对刘少奇这位品学兼优的伙伴更加尊敬。同时,也在刘少奇那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几十年后,已经成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曾经十分深情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教我识字,教我做人的启蒙老师。”

在旧中国的私塾里,先生们灌输的学习内容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一般来说,作为学生发蒙的第一步,照例是先学《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等。先生授课也都是些读、抄、背的方法。虽然课程陈旧、方法简单、呆板,但求学欲望强烈的刘少奇还是学得很认真。由于他天生记忆力好,态度认真,所以总是提前完成先生布置的学习任务,考试往往是第一名。刘少奇学习有个特点,读书时喜欢默不做声,生怕大声念书会影响别人的学习。他不但认真学习,而且善于仔细理解所学的内容。对于课文中的一些颇具思想性的警局、格言,他熟记于心,并时时用它们来砥砺意志、发奋学习,深得同学们的喜爱和先生的赞赏。

刘少奇在与小伙伴们相处的私塾生活中,常常与小伙伴们一道吃饭,并把自己碗里的好菜分给伙伴们一口。同时,在学业上刘少奇也常常帮助他人。对那些学习滞后而自认为“木脑壳”的同伴,他都是摸着对方的头,十分诚恳地说:“你这里并不是‘木脑壳’呀,只是现在还没用功哩。”对于学习不用心、生性顽皮的同伴,刘少奇就用《三字经》上勤奋学习的故事和道理去劝说,使得一些小伙伴在学习中大有进步。

少年刘少奇除了在学业和为人处事上能够尽其所长而外,在课外的生活中,也能够在同学中发挥主心骨的作用。他和小伙伴们一块上学下学,一块游戏玩耍,共同享受着童年的乐趣。

在每天上学的路上,有一户钟姓人家,养了一条恶狗,经常在林间小路上狂吠咬人。一次,刘少奇放学回家从此经过,冷不防被树林里窜出的恶狗咬了一口。从此,刘少奇和小伙伴们商定,一定要教训一下这只乱咬人的恶狗。一天放学后,几个小伙伴们绕道回家拿了扁担、柴刀等,按计划来到了那条小路上。几个人故意又说又笑,拨弄着树枝,准备将狗引出来。

“汪、汪、汪”,随着一阵阵由远而近的狂吠,那条恶狗果然从林子里窜出,向小伙伴们扑来。面对着狂吠而来的恶狗,小伙伴们立即分散开来,操起扁担、木棍和柴刀向恶狗打去。狗毕竟比孩子们动作灵活,小伙伴们扁担落下去的瞬间,狗已经从面前窜到了背后,情况十分紧张。伙伴们见到手中的“武器”不凑效,便从地上拣起石头来砸。谁知石头扔过去后,恶狗机灵地一闪,然后一口叼起石块,示威似地狂叫不止。正当小伙伴们没奈何之时,只见刘少奇一声不响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嗖”的一声扔了过去。望着飞来的黑东西,恶狗照例一闪身后,猛地用嘴咬住黑乎乎的东西。突然,奇迹发生了:恶狗咬住了那块黑乎乎的东西后,像着了魔似地“吱、吱”尖叫,遍地乱打滚,随即夹着尾巴溜走了。

小伙伴们不解地望着刘少奇,探询道:“九哥,你扔过去的是什么家伙,有那么神奇,居然将那恶狗给制服了?”刘少奇诡秘地一笑,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猜猜看!”小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猜了半天,始终未得要领。刘少奇见大家一时猜不出,便笑着解释道:“那是一个刚刚用炭火烤熟的芋头!”伙伴们一听,顿时恍然大悟。原来,经过高温烧烤的芋头,外头又黑又硬,里面则又烫又软又粘,恶狗一口咬住它,吐不出、吞不下,烫得满地乱打滚,岂不快哉!

由于学习费用等原因,刘少奇不得不经常变换私塾。从8岁到13岁,他先后在柘木冲、罗家塘、月塘湾、洪家大屋、红米冲、花子塘等地的私塾读书,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其中,他11岁时在洪家大屋私塾一年多的读书生活,给刘少奇留下的印象最深。

所谓洪家大屋,并非是一幢高大的房子,而是宁乡县芳储乡一户姓洪的大地主的宅院。这所宅子占地广房子多,墙高院深,颇有气势,在当地小有名气。洪家科举出身,几代做官,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为使幼子洪赓扬受到良好教育,洪家专门选聘了受过新式教育的杨毓群来家里开设学堂,并招收附近的农家孩子来伴读。

杨先生在当地是很有名气的学者,所以洪家开馆办学的消息传出后,很多人送孩子前来就读。刘少奇的家人抓住这个机会送他来到洪家大屋。经过面试,洪家谢绝了别的求学者,收下了刘少奇。试读几个月后,洪母对刘少奇的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因此她便让刘少奇与她儿子以兄弟相称,按当地风俗结盟为兄弟。

洪家的学堂果然与别的私塾不同。先生杨毓群学贯中西,又对现代新式教育有所了解,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因循守旧。让刘少奇最感兴趣的是,课堂上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诵读“四书五经”了,而是由杨先生教授国文、算术和自然知识。国文课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子曰诗云”,而是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先生的教学方法也一改以往先生的死记硬背,代之以启发式教学,使学生的兴趣大增。在学堂里刘少奇学到了过去没学到过的新知识。尤其令刘少奇感兴趣的是,学堂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书和图画书。比如,《今古传奇》、《世说新语》、《西游记》等,这些书在家里父亲是禁止他阅读的,而在这里可以随便看,并不受限制。

在洪家大屋,刘少奇还有新的发现。他看到洪家的姑娘都不缠足,而且还可以同男孩子一起读书,这使刘少奇感到很奇怪。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以及周围的妇女都是小脚。他想,为什么洪家的女子可以不缠足呢?既然洪家的女孩可以做到不缠足,别人家的女孩是否可以同样不缠足?同时刘少奇还看到,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用去看牛、割草,成年男人也不去下地耕田。但是,洪家的生活却比别人家好得多。刘少奇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但总是找不着答案。

洪家大屋还有不少藏书。这对刘少奇吸引力很大。在自己家里,父亲从不允许他看那些神话故事、传奇小说之类的杂书,在洪家可以随便阅读。刘少奇一有空就拉了洪赓扬一起到书房找书看,往往一坐半天,读得津津有味。

刘少奇12岁时离开洪家大屋到红米冲上学。红米冲私塾藏书寥寥,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他就千方百计找人借。他听说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过的一位本家家里收藏了不少书,便登门相借,隔三差五地去借一包书带回家阅读。刘少奇还有个要好的同学,姓周,其父周瑞仙是位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在长沙等地教书。周家的住宅位于首自冲,同炭子冲相邻,家里收藏了很多书籍、报刊。刘少奇随同学周祖三来过几次后,发现了这个读书的好地方,于是常常来周家读书。有几次,他在周家的火盆边看书人了迷,以至把衣服、鞋子都烤焦了。在这里,他不仅在书上认识了卢梭、华盛顿、瓦特、达尔文等一批外国政治家和科学家,而且也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中国主张改良的代表人物。

在家里,刘少奇把自己住的一间斗室变成了书屋。室内堆放着从各处借来和搜集来的一本本书。一有时间,他就一个人躲在屋子里静静地看书,乐此不疲。

读书使刘少奇学得了很多知识。几年的私塾生涯,不仅使刘少奇在学业上有了很大长进,而且在经历了不少事情后开始对社会也有了新的认识。炭子冲的人们发现,这个伢子在和小伙伴们争论问题,或是在同大人交谈时,言语之间常常引经据典,讲出一番道理。这一点竟在炭子冲远近闻名。同时,父亲的病故和多次转学,使刘少奇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洪家大屋的所见使他在增长知识之外又看到了社会的贫富不均;康、梁的改良思想,使他朦胧地意识到改良的重要。这一切,使刘少奇的内心世界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觉醒奠定了基础。

就在刘少奇读私塾期间,中国社会还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刘少奇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大人们说,朝廷皇帝退位了,长沙的巡抚大人被赶下了台,宁乡的县太爷溜走了。他意识到,这不公平的社会将要发生变化。

不久,六哥刘云庭的到来,使刘少奇初步了解到这种变动的情况。刘云庭从16岁就开始到外面闯荡,18岁时他加入了清政府编练的新军,并成为湖南新军的一个小头目。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长沙起义,他因而见多识广,对这场变革比较了解。刘云庭告诉刘少奇,这场变革叫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社会因此要发生更加深刻的变革。

六哥看到刘少奇学识好又善于思考,关心社会变动,十分高兴。他鼓励刘少奇以后要多读新的进步书籍,并表示今后对刘少奇的学习要尽力支持。临回部队前,他给刘少奇留下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爱不释手,一连读了两遍。从这套书中,他了解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壮举,也知道了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和黄兴等在这场革命中的伟大贡献和曲折经历。从这时起,刘少奇便非常钦佩孙中山、黄兴这些革命的先驱者,认为他们比康有为、梁启超更伟大。

由辛亥革命引来的社会变革的思潮,撞击着少年刘少奇的心灵。他感到在这封闭的乡间根本无法了解外面正在迅速变动着的社会。要了解社会便要走出去,而走出去的唯一办法是进正规的小学堂去读书,只有这样才能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19126月,刘少奇得到开明的母亲的支持,踏入了芳储乡小学的大门。

在芳储乡小学,刘少奇和昔日的许多小伙伴们又聚集在一起,格外高兴。也是在这时,刘少奇首先带头剪掉垂在脑壳后的长辫子,伙伴们以此来表示与封建王朝的决裂和对共和制的支持。由于学习的目的更加明确,在芳储乡小学他更加刻苦攻读,功课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他便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文凭。19137月,刘少奇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宁乡县的玉潭学校。

刘少奇终于走出了炭子冲,开始接受新式的正规教育。

玉潭学校,是当时宁乡县颇有名气的新式学校。其前身是玉潭书院,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以后多次修复改建。1902年改名为玉潭高等小学堂,后来又改名为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校(简称玉潭学校)。改制后的玉潭学校,开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物理、英语、体育、音乐、图画、手工等课程。任课老师大多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学贯中西,思想倾向进步。在这样的学校读书,正符合刘少奇的心愿。因而,学习起来格外努力。

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刘少奇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学业的长进,知识面的扩大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参加反袁斗争,在思想上渐趋成熟,开始真正觉醒。

刘少奇对各门功课的学习都十分认真,成绩优秀。即使他最不感兴趣的国文,因为有在私塾打下的坚实基础,成绩仍然名列前茅,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刘少奇在学习中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从不盲从、迷信,有独到的见解。比如,有段时间,国文课恢复了尊孔读经的内容,这实际上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而一些比较激进的学生,明确表示拒绝读“四书五经”。刘少奇则主张,反对对孔子顶礼膜拜,但对“四书五经”应作为一门学问来研习。他的观点是:对于孔子、孟子这几位大思想家的言论要有分析、有鉴别。他们有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他们关于“民为贵”、“以政为德”等方面的一些言论,可以作为当政者的一面镜子,应当肯定。

在玉潭学校学习时,令刘少奇最难忘的是亲身参加了宁乡人民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爱国斗争。

1915年是刘少奇考入玉潭学校读书的第三年,就在这一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各列强忙于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以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悬案”为名,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经过3个多月的交涉,59日,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将这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全盘承认和接受下来。消息一传开,举国悲愤!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讨袁运动在中华大地迅速展开。

玉潭学校的师生听到这一消息后,群情愤慨。刘少奇和一些同学刺破自己的手指,含泪在白纸上写下“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在刘少奇等同学的带动和进步老师的支持下,玉潭学校的一部分学生首先走出校门,在县城各处张贴散发“毋忘国耻”、“取消二十一条”的标语和传单。同时,他们与县城各校联络,组织了轰动全县的游行示威运动。在游行队伍中,刘少奇身背“毋忘国耻”的牌子走在最前面。他个子高、声音洪亮,带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卖国贼”、“不做亡国奴”、“坚决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游行一连持续了好几天,轰动了宁乡县城。

除此之外,刘少奇还和其他进步同学组成了抵制日货小组,四处宣传讲解,号召广大群众团结一心,自觉抵制日货。对于玉潭学校师生的这种爱国行动,宁乡县内袁世凯的走狗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警告带头参加游行活动的学生,并扬言要捉拿支持学生开展爱国斗争的老师。这时的刘少奇已经成熟许多,他爱憎分明,并不为顽固势力的威胁所动。相反,为了表示要坚决保卫炎黄子孙的志向,他干脆将自己当时所用“刘渭璜”的名字改为“刘卫黄”。他在自己的课本、笔记本的封面上都重新用工整漂亮的毛笔字题写了“刘卫黄”几个大字。他还利用课余时间精心雕刻了一枚“刘卫黄”的大印章。一举一动,包含了这位17岁学生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也表明了他立志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终生的远大抱负。

1916年夏天,刘少奇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学校派人按照传统的习惯,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他的家中。

仔细算来,从1913年入校到1916年毕业,刘少奇在玉潭学校整整度过了三个难忘的春秋。从入私塾以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还没有在哪个学堂连续读这么长时间。在玉潭小学,不仅读书的时间长,而且收获也最大。如果说此前在私塾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的话,那么在玉潭小学他才开始比较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所学校就读期间亲身参加了反袁爱国运动,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更进了一步,他懂得了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是每个有志青年的历史责任。因此,此时的刘少奇知识更丰富,理想也开始树立起来。刘少奇正在走向成熟。

刘少奇从玉潭小学毕业后,“卫黄”的理想初步确立。但同时又深感对中国社会了解太少。从读私塾起,最远只不过进了宁乡县城,连长沙是啥样都不清楚,更谈不上对全中国的了解。这是刘少奇当时的第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就是他仍感到掌握的本领还不够,这必然要影响到“卫黄”理想的实现。在玉潭学校梅冶成老师的指导下,他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先去长沙继续求学,以便有更大的提高,为将来干一番大事业而打好坚实基础。

19166月的一天,刘少奇邀上玉潭学校的同学好友贺执圭、任克俊等,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长沙。他们来到省城,顾不上欣赏长沙的美景,便寻找可以报考的学校。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决定报了宁乡驻省中学,通过入学考试后,进入该中学深造。

在宁乡驻省中学,他是跳级到二年级学习的,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前面一年多的功课补习上。文史课程对他来说不是大问题,最难的是数、理、化课程。因此,刘少奇把主攻方向定在这几门课程上。他认为,记住繁杂的公式、定理,是学好数、理、化的关键环节,只有先弄懂这些定理、公式的来龙去脉,方可在做习题时得心应手。为此,他把每天学习的公式、定理写在手心,随时默记。他还在纸条上写好公式、定理和外语单词,贴在床头,以便帮助记忆。由于刘少奇天资聪明,加上刻苦认真、方法多样实效,很快就把前面的课程补上而且进入优秀学生行列。入驻省中学后,经过半年的努力,到期末考试时,他的各科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同学都十分钦佩他的刻苦精神,大家开玩笑说:“看来‘刘九书柜’真是名不虚传!”并认为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医生、工程师或者是教授,前途无量。

然而,刘少奇的志向并不是将来过一种比较富裕的日子。这时,他已经18岁了。18岁正是对未来充满着憧憬的年龄。他的志向是报国,是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而贡献力量。如何报国?如何才能为祖国的强大作出贡献?刘少奇经常思考着这些问题。

他回想起在玉潭学校梅冶成老师讲过的中国历史上苏武、班超、马援、岳飞等英雄报国的壮举,再回头看看中国军阀混战,人民在痛苦中呻吟的悲惨现状,决定走从军报国之路。恰好,同年秋天,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开办陆军讲武堂,刘少奇毅然报考,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经过4个多月的等待,到19174月,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讲武堂的学制为一年半,半年补习文化,一年学习军事。从一所普通中学来到湖南省内最高军事学府,从一个中学生成为军校的学员,这种跨越对他来说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件大事。令刘少奇激动不已的是,进了军校意味着他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愿望的实现完全成为可能。他怀着对军事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憧憬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新的学习内容、新的环境,使刘少奇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他常常不忘抽空回到宁乡中学和昔日的伙伴们共享这种欢乐。

可是,就在军事课程刚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护法战争爆发了。191710月,南北两军在长沙发生激战。陆军讲武堂就设在湖南省督军署旁边,因而成为交战双方攻防的重点。在炮火中,讲武堂变成了一片废墟。最后,讲武堂被迫解散,刘少奇只得离开长沙,回到炭子冲。

从戎救国的愿望落空后,没有法子,刘少奇只有在家自修等待时机。于是,他借了好多书,在家开始了自学。据研究刘少奇的一些史学家统计、考证,在这段自修时间,刘少奇除了自修中学课程及一部分大学课程外,重点是研读古籍史书,系统地涉猎了历代思想家的著作。明代进土袁了凡先生著的《了凡纲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两部古书是重点中的重点。其主要目的是从古人治国经验中吸取营养,作为他寻找救国道路的借鉴。

刘少奇人在家中,心系全国。他时常在思考着怎样才能为广大贫苦的劳动人民谋幸福,怎样才能停止军阀混战,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不受列强的欺凌。他从远古想到现代中国社会,从炭子冲想到湖南、想到整个中华大地。从他系统研读过的古籍史书中找不到理想、满意的答案。刘少奇此时能够做得到的,就是尽量去资助那些饥寒交迫的老乡。

刘少奇的家也不算很富有,但由于母亲的日夜操劳和几位兄长的踏实肯干,日子过得不错,常有余粮。刘少奇因此常打自家的主意。刘少奇到底用不同的方式接济过多少穷人,已无从考证。我们只选一件事就足以证明他是“不顾小家顾大家”的典型代表,有一天清晨,刘少奇正在外面练拳,看见一个肩挑箩筐的人来到他家门口,似乎要进屋却又迟疑未进。刘少奇觉得奇怪,就走上前去打招呼。仔细一看,原来是以前经常来刘家帮助修盖茅房的一位工匠周师傅。

“周师傅,这么早就赶来,有啥急事吗?”刘少奇很热情地问道。

“我欠公堂两石积谷,现在团总催我还上,可家里仅有的一点早就卖光了,你看我上哪去凑这两石谷子,真是急死人了!”周师傅心事重重地低声回答。

听完周师傅的话,刘少奇心里一沉,片刻后他悄悄对周师傅说:“你先回去吃早饭,吃完饭后上午推一辆土车来,从我家运两石谷子去还清好了。”

“这……”周师傅犹豫着,像是有些不相信,又像是有些担心。

刘少奇看着他将信将疑的样子,就赶紧说:“不要紧的,上午我哥他们都出门做事,就我一个人在家,你快去快来吧!”

周师傅虽有些为难,但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只好按刘少奇说的办。他回家吃过早饭后,推着土车来到刘少奇家。这时,刘少奇早就打开谷仓在等着他。刘少奇帮周师傅装好谷子,送他上路。周师傅怎么也不相信,这么急煞人的事,在刘少奇的帮助下一早上就解决了。他流着眼泪感激地说:“是九伢子救了我呀!”

尽管刘少奇尽其所能帮助乡亲们,但他也很清楚,这种办法是微不足道的。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家,帮不了一村,更不用说一县、一省、一国了。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帮助全国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怎样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这是刘少奇自修期间苦苦思索的问题。成熟了许多的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人才。中国既缺乏治国的人才,又没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于是,他决定继续求学。其具体思路是,先搞到一张中学文凭后再去继续投考专业学校或大学。1919年春,经过了一年多在家的自修后,刘少奇又来到长沙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学习。

就在刘少奇进入育才中学不多久,191954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北京爆发,很快由北到南席卷中国大地。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革命的声浪很快扩展到长沙,湖南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5月底,长沙市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初,长沙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刘少奇作为育才中学学生运动的带头人,为了投身更大的革命洪流,在通过了毕业考试后,未来得及拿到毕业证书,便匆匆北上,来到了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

(三)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北京,不愧是中国著名的大都市,五四爱国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聚集了很多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们通过演讲、写文章等多种方式宣传新的思想,给这座古城带来了生机。到北京后,刘少奇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活动,使他再次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刘少奇到北京时,正赶上各大学招生,他先后报了包括北大在内的几所普通高等学校和军事学校,都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但是,他最想上的北京大学因学制太长、学费高而使他无法踏入门槛。有一所军事学校倒是免费,但刘少奇从北洋军阀和各地方军阀所操纵的军队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战争中,感觉到在目前军阀统治中国的这种状态下从戎未必能报国。

正当刘少奇苦恼之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是当时许多知名人士提倡的一条救国之路。这个消息使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之光。刘少奇赶忙找人联系,报名参加。但去法国的路费要自理,这一下难住了刘少奇。从中国到法国,有数万里之遥,即使购买最低廉的船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筹措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路费,均遭失败。囊中羞涩的刘少奇实在无力支付路费,赴法留学一事只好作罢。

上大学不成,出国留学无门,不甘心屈从于命运安排的刘少奇,冒昧求助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经二人介绍,刘少奇来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法文和技艺,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留法预备班学习一年法文和技艺,然后可以赴法。刘少奇和湖南籍的几个青年学生抱着一线希望辗转来到了保定。

保定育德中学,创办于1907年,是一所私立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但当时很有些名气。该校曾经是辛亥革命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一个根据地,有着革命的传统。该校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五四运动,毛泽东、蔡和森曾先后来这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则刚刚走出校门。

19199月,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第三期留法预备班学习。该校采取的是半工半读的学习方法。半天读书,半天劳动。所学的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学校不但为刘少奇等一批进步青年学习技术和进行生产实践创造了条件,而且该校革命、民主气氛浓郁,校长王国光和一些教师思想进步,对待新生事物非常支持。王国光经常亲自向学员们讲国内外形势,和学生一起探讨救国道路。在校园里,《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公开陈之于书架,使同学们都能广泛阅读,深受启发。学校的校刊上,还经常向学生介绍国内军阀混战的动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主张,评论国家大事。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刘少奇就是在这里读到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它为中国人观察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就是在这样的民主气氛中,刘少奇自由地呼吸着百家争鸣新鲜空气,吸吮着各种进步思想所提供的养料,接受着各种主义的冲击。在主义与思潮的切磋和争论中,刘少奇同师生中一些主张社会主义流派的人物接近,使他的思想不断地向激进的方向演变,他的视野已经开阔起来。

1920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毕业。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法国政府的限制,华法教育会停止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选送工作。赴法不成,刘少奇只好返回长沙。这对一心希望赴法寻找救国真理的刘少奇来说,无疑是一瓢冷水。

但过了不久,刘少奇得到消息,在湖南已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团的组织。刘少奇想,如果能去俄国不是比去法国更理想吗?于是,他立即做出决定,改赴法勤工俭学为赴俄,到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去,到列宁的故乡去。

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成员贺民范的介绍,刘少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同任弼时、肖劲光等进步青年一道前往上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为赴俄勤工俭学做准备。

在经历了家庭成员争论之后,刘少奇赴俄留学的主张得到了母亲和兄长的理解与支持。1920年初冬,刘少奇带着家中好不容易为他凑好的路费,在长沙湘江码头登上了北去的火轮船,沿湘江、洞庭湖、长江而下,直达东方大都市上海。站在轮船甲板上,面对汹涌澎湃、滚滚东去的江水,刘少奇心潮激荡,感慨万千。也许这一去要很多年才能再次看到祖国辽阔壮丽的河山。家中年迈的母亲一定会为儿子的远去牵肠挂肚。但是,儿子的远去不正是为了母亲的幸福,为了祖国的强大吗?想到这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他乡寻找到救国真理,拯救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中国人民,把可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可加刘少奇青少年时期的图片)

到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已经开学,好在他持有贺民范的介绍信,受到热情接待。刘少奇一行被安排在学社厢房楼上的集体宿舍,楼下为教学和办公场所。这里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每人每月按规定只吃5元钱的包饭,为节省点钱买书,同学们往往5个人合伙包4个人的饭。虽然吃、住等方面的条件很差,但这些热血男儿聚集在一起,很是开心,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外国语学社的主要课程是俄语。为了便于去俄国后的学习和工作,要求学员们在几个月内掌握俄语的几千个常用单词和最基本的语法,并且做到具备初步的听、读、写、说的能力。因此,学习任务十分繁重。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刘少奇和同伴们除了学习俄语之外,还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把学习俄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联系起来,进一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赴俄留学做好了准备。

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刘少奇及其同学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度过了愉快的几个月。很快是冬去春来,百花争艳。1921年春天,刘少奇等10余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拿到了前往俄国的护照、船票和去莫斯科学习的介绍信。19214月初,他们自上海吴淞口登上了轮船,终于踏上了去往莫斯科的漫漫征程。

(四)投身革命献终生

历经千辛万苦,用了整整3个月时间,刘少奇等终于在19217月初到达莫斯科。

莫斯科,是中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刘少奇一行来到这里后,用惊奇和几近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一切。那高耸的克里姆林宫钟楼,宽阔的红场,笔直的街道,一切看起来都显得整洁、威严;衣着朴素来去匆匆的市民,精神抖擞威武雄壮的红军战士……这里没有衣衫褴褛的“叫花子”,看不到神气十足的阔老爷,更没有什么国中之国的“租界”,人们生活在平等而和谐的大家庭中。一句话,这里没有军阀、官僚地主和帝国主义,这里的穷人已经当家做了主人!这就是经过了激烈动荡后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社会。

到莫斯科后,刘少奇一行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关心,安排住在共产国际的招待所。随后,他们还有幸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旁听。特别难忘的是,他们在大会期间,亲眼见到了世界无产者敬爱的领袖列宁,并聆听了列宁的讲话。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和同伴们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10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40余名中国青年,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学习。

东方大学位于莫斯科中心,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都不远。学校为中国青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工人运动史、俄文等。因为授课老师基本上是俄国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语言交流有困难,学起来很费劲。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们经过协商,请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瞿秋白来当翻译。瞿秋白不但俄语好,而且也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于是就担任了中国学生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和授课任务。他对教学十分内行且认真负责,他的帮助对中国学生的学习起了极大的作用。

东方大学的制度非常严格,完全采取军事化的管理制度。这是中国学生在国内还没有经历过的。每天早晨,学员们跑步到操场列队操练。然后用冷水洗一把脸,吃块黑面包,就去上课。每天上、下午的课程都排得很紧,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时去听课,有时听报告,也有讨论和自学,还要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晚上要轮流站岗放哨,星期天参加义务劳动。

当时,苏维埃俄国仍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战争的创伤再加上敌人的封锁,使全国的经济状况很差。严重的形势迫使苏维埃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国学生的生活和红军战士一样,这在当时已经是最高待遇了。他们每人只能分配一块二两多的黑面包,分餐食用。中午最丰盛的一餐也只是给每人供应一碗有几片土豆或萝卜的清汤。这些20多岁的小伙子因长期吃不饱,竟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他们的衣服、被子都是统一发的,单薄、破旧,到了冬季,同学们相互依偎在一起,穿着衣服,盖着仅有的一条毯子,度过莫斯科那漫长而寒冷的长夜。

尽管物质生活如此困难,但刘少奇意志坚定、思想乐观,从不叫苦。他只感到时间不够用,总希望在莫斯科短暂的学习期间,能够尽量多学一些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他夜以继日地阅读着马克思、恩科斯、列宁和其他革命领袖的著作。尽管俄文原版书读起来很吃力,但他凭借着字典一部一部地啃。刻苦的学习必然有丰厚的收获。刘少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使他逐步掌握了观察、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而世界工人运动史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又使得他体会和了解了革命的具体经验。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刘少奇的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

艰苦的环境就像一面镜子,它能照见每一个人的灵魂。在困难面前,有的人退缩了,而刘少奇则越发显出了坚毅、刚强的本色。一次,学校里组织文艺晚会,各班学员都要拿出自己的节目。在中国班排练节目时,平时不苟言笑的刘少奇主动参加演出。这是一出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同军阀、资本家作斗争的戏。刘少奇凭着在上海工人夜校的生活经历,扮演了工人代表,而且演得十分逼真,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就在刘少奇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刘少奇找到中国班的政治教导员谈心,表达了他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愿望。1921年冬,刘少奇的崇高愿望实现了,在东方大学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刘少奇同时入党的还有彭述之、罗亦农、卜土奇等人。东方大学的中国班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旅俄支部,刘少奇是支部负责人之一。

1906年读私塾算起,到1921年,刘少奇在学知识、求真理的道路上整整走过了15个年头。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有知识、有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其间所经受的艰辛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得到。但不论走过的路有多么曲折,刘少奇从没后悔过。因为,原本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如今,当他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最终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时,便毫不动摇地选择了这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刘少奇一生中的重要转变和崭新起点。为了追求光明,他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摸索过程,现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崇高愿望。从此,刘少奇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1922年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已经展开,急需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骨干力量。刘少奇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就被通知提前回国参加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刘少奇,接到指示后,坚决服从党的号召,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回国后的刘少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奋斗了40余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代伟人,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始终执著追求,无私奉献,他用自己坎坷的一生,证实了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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