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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情结(上)

文章作者:赵文泽     文章来源:搜集整理     发布时间: 2016-09-21     阅读:436

毛泽东:少小立志出乡关

毛泽东的祖先并没有给他留下显赫的门第、高贵的血统,也没有给他留下丰厚的家资;他们留下的只是善良、勤劳、勇敢的质朴品质,敢于开拓、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优良传统,以及代代相传的家训家诫和经久积淀的农家本色。而所有这一切对成长过程中的毛泽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时代的风云际会,个人的孜孜求索,使毛泽东最终摆脱了祖辈父辈的命运,走出了这个传统的农民家庭,并与那个旧的时代告别,成为一个坚定而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一)同情贫弱“激进者”

1893年12月26日,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字顺生)家里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润之。按毛家族谱,毛泽东前后的几个辈分的辈序为:“祖恩贻泽远”,毛泽东是家族中的“泽”字辈子孙,因此按“泽”字取名;至于取“东”字,是因为古人以东西南北对伯仲叔季,东即老大,而毛泽东是家中长子,故理当为“东”了。这便是“毛泽东”姓名的来由。“润之”是按中国古代取名与字的规则来说,与“泽东”之名对应的字为“润之”。毛泽东小时候还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这个看似平常的名字是毛泽东母亲精心为儿子选择的。选择这个乳名,毛母有她特殊的考虑。在毛泽东出生之前,他母亲文氏曾生有两子,但先后均在襁褓中夭折,毛泽东是第三胎。文氏敬重神灵,笃信佛教。毛泽东出生之后,她生怕三儿子又不能长大成人,所以在取名上颇费心思。因为旧时韶山有这么一种风俗,父母盼望孩子平安成长并出人头地,一般在给孩子取名时,往往取一些最平常、甚至是低贱的乳名,如“狗娃”、“石头娃”之类。毛母因之特地带幼儿毛泽东到毛家附近的滴水洞后山的观音岩,拜一巨石为干娘,寄名石头,寓意坚如磐石,希冀他百年长寿。又因为毛泽东排行第三,故取“石三伢子”为乳名。毛母爱子情深,用心颇为良苦;毛泽东倒也真遂母愿,身材高大,体魄强健,一生中经历风险无数,大难不死,实属健康长寿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生长在韶山,深受故乡山水的滋养和陶冶,深受故乡父老乡亲的恩泽和关爱。他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17岁以前)就主要在韶山冲这片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却贫瘠落后的土地上度过。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自治县内),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13年(1380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湘乡县。10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这里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处,地处湘江中游西岸40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20代,大约500年了。
    尽管韶山来历的传说是那样美丽,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它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两样。冲里住着600多户人家。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祖父去世的时候,毛泽东长到了10岁。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即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顺生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也识得一些字,17岁时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毛恩普去世后,毛顺生当家理事,逐渐积累了一些银钱,赎回了毛恩普典当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强干。毛泽东的父亲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希望儿子能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人,以便有朝一日继续他的家业所以对他特别严厉。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使他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也促成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可是,父亲并不因此对他改变态度。当他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发家”的要求时,就毫不留情地用责骂和体罚来加以纠正。倔犟的毛泽东对父亲的专横特别不满,经常据理反驳。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心地善良、宽厚仁慈,是一个勤劳、俭朴、诚实的农村妇女。她信仰佛教,赞同佛教讲的做人的道理,佛家慈悲的胸怀深深感染了她。她崇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时时将心比心,行善积德,对周围的人,无论远近亲疏,她都以诚相待,施以爱心,赢得了邻里和族人的尊敬。平时,毛泽东的母亲总是一声不响地劳动着,终日操劳从无怨言,把一家操持得井井有条。母亲的这种态度和善、勤劳持家的性格,也使毛泽东从小就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他热爱母亲、尊敬母亲,悄悄地向母亲学习,在劳动中也是踏踏实实,从不偷懒取巧。

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特别是从13岁到15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与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责骂我。”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毛泽东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也体会很深。
    一次,父亲叫毛泽东和他弟弟到田里去摘豆子。弟弟调皮,选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摘,这样就显得快多了。不一会,弟弟选的那块地方就摘完了。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的地方摘,摘半天也难得“进展”一步。父亲来了,站在地头上随便看一眼,便夸奖弟弟而责备哥哥:“你在干什么呢?这么大工夫只摘了一小片,你看看你弟弟,他比你小,他已经摘了多大一片?”毛泽东没有吭声,低着头继续摘他的豆子。父亲从地头走过来,先看看弟弟的篮子,表扬几句,再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你呢,你听见没有……”父亲突然不讲话了,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天合不拢。

原来,毛泽东的篮子里,豆子要比弟弟篮子里的豆子多得多!父亲不自在地笑了,他知道自己批评错了。

秋收时节,农民把稻谷打下来,摊在坪里晒。忽然吹来一阵狂风,紧接着乌云就遮住了太阳,豆大的雨点不停地下了起来。大家忙着收谷子,毛泽东跑到坪里,没有先收自己家的谷子,而是帮助一家佃户去收。等他帮人家收完了,自己家的谷子却被雨淋湿了。父亲发脾气,指着儿子的鼻子训斥:“吃了自家的白米饭,你倒过去帮别人,啊,把自家的谷子扔下不管……”

毛泽东小小年纪,却像大人一样平静地对父亲说:“人家家里很穷,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湿就湿了吧,关系不大。”父亲走开后,母亲抚着毛泽东的头说:“伢子,你做得对!”

1906年的冬至这一天,父亲在家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让13岁的毛泽东出来招待客人。正在专心看书的毛泽东没有及时动身。于是,父亲就当着众多客人的面指责他“好吃懒做”,为子不孝。毛泽东感到很伤面子,当场与父亲吵了起来,并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对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回敬道: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你年纪比我大两倍,应该比我干得多,等我到你这样的年纪,会比你勤快得多!只上过两年私塾的父亲,说不过这个已上了五六年私塾的儿子,十分恼怒,只好用动拳这一招了。毛泽东便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威胁父亲说:你再打我,我就投塘,死给你看。父亲停下了脚步和辱骂,但仍保持着“暴君”的架子,命令毛泽东下跪磕头认错。可是,倔犟的毛泽东直直地站在水塘边,一动也不动。

客人散了,父亲气咻咻地回到屋里躺倒在床上。母亲拉着毛泽东来到父亲的屋里。毛顺生坚持要毛泽东磕头认错,毛泽东则提出,如果父亲答应以后不再打他,他可以单腿下跪磕头,而不是双腿下跪,因为他感到自己没有错到那种程度。在母亲的劝慰下,协议就这样达成了。

出乎意料,从此,父亲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对他不再那么严厉了。在反抗家长专制和棍棒管教方式的过程中,毛泽东得出了一个朴素的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反抗才能争得自己的权益;也只有通过反抗,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此后,他一生都在与强大的对手作斗争,显示出了超强的智慧和力量,并尝到了其中的乐趣。

毛泽东从小就同情贫弱,乐于助人。冬天到了,雨雪交加。一天,毛泽东从学校回来,一边搓手,一边呵气,脸冻得通红。母亲心疼地给他一杯热茶,然后问道:“哎呀,全湿了,快烤火去吧。”突然,母亲皱起了眉头:“哎,你的衣服呢?”毛泽东连忙打手势,让母亲放低声音。他看看父亲不在,便小声解释说:“路上我遇到个穷人,身上只穿一件露出肉的破单衣,冻得直打颤。我就把身上的夹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了。”母亲点点头,小声说:“快烤火吧,不要冻病了……”

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把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当时,两人谈好了价,毛泽东的父亲也交了订金。可是,等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要紧的。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毛泽东11岁那年,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帮助毛菊生度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可是,母子俩的劝说没有效果,父亲认为用钱买田产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就这样,父亲的严厉、精明培养了毛泽东倔犟、善于斗争、勇于进取的性格,母亲的慈爱又使毛泽东富于同情心。家庭环境的熏陶形成了毛泽东人格中看似截然相反却又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重要特征:温柔细腻的情感与反抗、斗争的性格奇妙的结合。

父母的教养对儿童成长的关系很大,学堂的教育则影响着少年未来的发展。

毛泽东小时候是个顽皮的小学童,自小就有一股“猴气”。1902年,毛顺生将8岁的毛泽东领到韶山冲南岸私塾,交给50多岁的塾师邹春培老先生。私塾里学规很严,上课时,塾师正襟危坐,板着面孔。学生们只能死记硬背那些古奥难懂的经书,循规蹈矩地念书,否则就要受罚。毛泽东对这些束缚身心的陈规陋习很不习惯,也很讨厌。他进私塾第一次背书时就和塾师闹别扭,塾师自己坐着,让学生们背朝他肃立背诵。毛泽东不听,自己坐了下来。塾师责问他为什么不守规矩,毛泽东回答说:“你是坐的,我也要坐着背。”塾师被他闹得无可奈何,只好向他家里告状。

1902年到1906年,毛泽东从8岁到12岁,先后在韶山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等处私塾读书,塾师分别是邹春培、毛咏生、周少希、毛宇居等人。1906年至1909年,毛泽东12岁至15岁在家停学了3年。1909年至1910年,毛泽东再一次到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读书,塾师是毛岱钟和毛麓钟。

据这些教过毛泽东的塾师和当时的同学回忆,少年毛泽东尽管调皮,但却显露出非凡的聪颖天资。

湖南的农村池塘很多,一到夏天的时候,孩子们都喜欢泡在水里游泳。有一次,塾师邹春培有事外出,临行前告诫学童们不得出去玩水。可是,当他回来时,却发现毛泽东和一些孩子在戏水,顿时大怒,决定处罚他们。旧时私塾里体罚是塾师用以维护自己权威的,老师打学生向来手下无情。邹春培让这些学生对对子,严厉地说:“哪一个对不出就打手心,打屁股。”其他学生都吓得不得了,哪还有心思去想对对子。毛泽东不慌不忙。塾师出题是“濯足”,毛泽东眨巴着黑亮的大眼睛,一副七八岁的顽童相,机智地回答:“修身”。塾师又好气,又高兴,连连点头称赞。

还有一次,塾师要学生们在屋里温课,不准出去,自己办事去了。谁知塾师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跑到后山去摘毛栗子。他呼吸着山野的清新空气,头脑清醒,一边背书,一边玩,一边摘毛栗子。待到毛栗子装满书包,他兴冲冲地回到学堂,给塾师和同学们送上几颗。谁知塾师怒气冲冲地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并不害怕,回答说:“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记硬背也是空的。”塾师知道背书难不倒这个聪明的学生,就指着天井出了一个题目说:“我让你以‘赞井’为题作一首诗。”毛泽东沉吟片刻,开口道:“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中水,永远养不长。”当时毛泽东只有12岁。塾师为这个小学生的才思敏捷和立意深刻所称奇,暗中赞叹,并没有处罚他。

少年毛泽东还逃过学,而且不是半天、一天,而是一出走就是3天,最后是被家人找回来的。毛泽东逃学倒不是因为功课不好,也不是因为调皮捣乱,而是因为他对私塾中的体罚非常反感,他无法容忍这种陋习,用自己的行动进行抗议。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的私塾老师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的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是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3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8里路。”毛泽东回忆童年这段反叛的经历时说:“我回到家里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温和了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罢课’胜利了。”

这些活动勾画出童年、幼年时的毛泽东,是和他同龄的孩子们一样,活泼、好动、不愿受拘束,充满叛逆与淘气。当时的毛泽东,既不是天生就会吟诗作赋的诗人,更不是天生就会率兵打仗的革命领袖。但是,毛泽东的天资聪颖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有着很高的领悟能力。在私塾读书的前后6年,他从当时幼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开始,先后读过《论语》《孟子》《诗经》《公羊春秋》《左传》等传统儒学经典。私塾的老师只要求学生鹦鹉学舌似的照本宣科,朗读背诵,并不讲解经义。但毛泽东对书中的内容仍能领悟不少。他在9岁左右便开始学着翻《康熙字典》,不认得的字便去请教这位不开口的“老师”。

毛泽东的第一位塾师邹春培曾对毛泽东的母亲讲过:“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我问他:你是来读书的,不点书如何要得?他说: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我没有点的书,他也自己读过、认得、懂得。

毛泽东的父亲供他念书,并没有多大的雄心,无非是让他略识几个字,便于记账或打官司等。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传统。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虽然毛泽东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四书五经”,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后来毛泽东又读了《左传》, 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年“孔夫子”式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 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少年时的毛泽东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对他没有吸引力。1908年 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就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帘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 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
    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带领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拥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打死40多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20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悬挂在南门外示众。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毛泽东听后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顺生准备运往县城倒卖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但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毛泽东很钦佩他,常去听他讲各地见闻,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这期间,他读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郑观应,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毛泽东也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他已16岁了,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父亲本来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继续求学的愿望更迫切。恰好在这时,表哥文咏昌告诉他,离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毛泽东听了很动心,为了能外出读书,他通过“大宴宾客”的方式赢得了父亲的许可。据韶山老人回忆:有一天,毛泽东清早到铺里买了肉,到塘里打了鱼,然后杀鸡办菜,对他父亲说:“爹,今天家里有客人来,您老就不要出去了。”当时,毛泽东请来的是毛家、外婆家的亲戚以及地方上的体面人物。吃过饭后,毛泽东当着来宾的面,正式向父亲提出要去东山高小读书的请求。而所有来客个个都夸赞他有胆量、有见识,并搬出古今中外读书有好处的话帮他讲情。毛顺生听后,觉得大家说得有道理,同时也认为儿子继续读书也许是件有利的好事,就同意了。就这样,通过发动亲友帮忙以及自己的争取,毛泽东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关读书。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了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临行前,为安抚父亲,也是以明心志,他改写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气魄宏大,意蕴深刻,抒发了毛泽东这个有志少年发愤图强的远大抱负和四海为家的广阔胸怀,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故乡韶山的美好感情和对父老乡亲们的一片赤诚。毛泽东把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就挑着担子上路了。
          (二)东山学堂“建国才”
  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典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的入学考试中,他写的以《言志》为题的作文出语惊人。在这篇短短的作文中,毛泽东以宏伟的气魄和豪迈的语言,言简意赅地书写了自己读书救国的抱负和志向,博得一向以严厉著称的校长李元甫的高度评价。李校长阅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今天我们学校里录取了一名建国才!”毛泽东后来真的成了一位“建国才”,证实了这位校长的预言。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较多地接触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日本刊印的《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在长沙的时务学堂讲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了。

这时,毛泽东还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伟绩所感染。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1911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到长沙念书。于是,毛泽东第一次坐轮船至长沙,顺利地进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学习。

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初到省城,17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得多了。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毛泽东后来说:“宣统3年3月19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的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10多个答应剪掉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件事表现出毛泽东少年时代就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全场鸦雀无声地静听,都为起义军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所感染。20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毛泽东自己也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放弃他所热爱的读书学习生活,到武汉去当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推翻满清王朝而战。他约好了几个同学,急匆匆地凑了一些钱就要出发。正当要上路时,被一件偶然的小事耽搁了。原来,毛泽东听说武汉常下雨,非常潮湿,便到一个朋友处借雨鞋,回来的路上,正好碰上湖南起义军发起的战斗。他机智地跑到一个山冈上,站在高处远远地观察战斗。当他看到抚台衙门升起的旗帜,知道起义军已经占领了抚台衙门。

长沙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后,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加入革命军,成了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旅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他在连队里对操练、射击、训练等都很认真,也很能吃苦,较快地掌握了军队中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学会杀敌本领。在当兵期间,毛泽东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7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烈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毛泽东所在的那个班里,大多是诚实质朴的农民,也有挖煤的矿工、铁匠。毛泽东与他们都相处得很好。他常常和士兵们谈天,了解他们的家世借以了解社会,并常常帮助人们写家信,还把从报纸上看到的时事消息向他们讲解。这些士兵看到毛泽东业余时间很用功,不是读书就是看报,能写会道,都很尊敬他。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新军的士兵们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因此,青年毛泽东成了新兵营里的“秀才兵”。

毛泽东在新军营待了半年。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敲响了清朝的丧钟,宣告了2000多年来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毛泽东说:“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

不久,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了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仅600字,老师的批语却有150字,说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1912年7月,毛泽东断然决定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3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下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就这样,他度过了半年的自学生涯。此后,毛泽东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结束这种非常适合于他的自学生活,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又随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三)湖南一师“奇男子”

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充分利用这一良好的学习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主张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同学们经常看见他晚上在走廊的灯下看书,或是自备一盏灯,看个通宵。他写的文章常常被当作“范文”张贴出来,引起轰动;他也经常去找老师求教,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了养成自学的习惯,他甚至故意到人来人往又嘈杂的城门口看书,锻炼脑力高度集中的本领。
  为了锻炼心性,磨砺意志,毛泽东还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以求“心力”与“体力”并重,全面发展。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体育之研究》,主张人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自己就有意强化身体的适应能力,比如“冷水浴”:用井水浇身;“日浴”:在阳光下晒身;“风浴”:站在开阔地界,让大风尽情地吹;“雨浴”:下雨天到外面行走,让雨淋个透。他还锻炼一天吃两顿饭甚至一顿饭;至于到湘江去游泳,更是常有的事。
    每天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就来到学校浴室的一口水井旁。他脱光上衣,只穿短裤,将井水一桶一桶地吊上来。先是用井水从头浇淋全身,然后使劲用毛巾擦拭全身,不一会儿皮肤就发红发热,接着再用井水浇淋全身。就这样,淋了又擦,擦了又淋,反复做一二十分钟。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青年毛泽东还常常在下大雨或下雪时,赤着上身,在学校的后山奔跑,让大雨浇淋全身,有时还在大雨中做远距离徒步旅行。当赤日炎炎时,毛泽东就脱掉衣服在阳光下曝晒;一旦有大风,他就到山上或城墙上赤身逐风奔跑,大声呐喊。

毛泽东经常向周围的同学宣传,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学习,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大任。他向同学们阐述冷水浴有两大好处:其一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强壮筋骨;其二是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很多同学也参加了冷水浴锻炼。后来,锻炼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忍饥、受热、耐寒及长途跋涉旅行等。

长沙城郊的岳麓山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毛泽东经常和同学蔡和森等人去爬山、跑步,有时候还露宿在山里。有一次,他和蔡和森露宿郊外,一个在山上睡,一个在山下睡。事后,蔡和森的母亲问他们为什么不在一起,毛泽东笑笑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培养胆量啊!”
  毛泽东的成长说明:一个人在学生时代,应该脚踏实地多学多练,不怕吃苦,还要敢于“自找苦吃”,才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自己也受益一生。他当时在日记中写过一句很有气魄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5年暑假刚过,长沙很多学校都张贴了一张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启事写道:今日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之人,组织团体,其宗旨主要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以再作进一步之计划。

启事要求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是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的青年。启事的署名是“二十八画生”。

有些学校的校长看到启事后觉得很奇怪,以为“二十八画生”大概是怪人,不怀好意,便将信没收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马校长看到启事后,以为是有人找女学生谈恋爱。马校长有些恼火,见启事上写着“来信由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的字样,便亲自找到一师附小,气冲冲地问:“陈先生,你怎么帮人做起求友的事情来?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什么人?求友求到了我们女子师范!”“马校长,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呀!”陈章甫赶紧解释,“他是咱们一师品学皆优的学生,正像启事里宗旨所写,他是为了寻找改造国家的同志,绝没有其他意思。”“果真这样?”马校长问道:“这么说来,还真是位有志青年了?”马校长不放心,又找到了一师的校长,才了解到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不禁感慨道:“后生可畏,国家有望,民族有望啊!”

第一师范学校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见解,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非凡的志向及出众的体魄闻名全校,赢得了老师的称赞和同学们的推崇。1917年6月,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活动。互选范围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20个项目,具体分为敦品、自治、好学、克俭、俭朴、服务、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等。全校有400多人参加,当选者34人。其中,毛泽东当选6项,即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成为全校师生们公认的品学兼优的佼佼者。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师生们都称他为“异才”、“伟器”、“智囊”、“怪杰”。毛泽东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在学校里,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德国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军事家,文武双全。

在学校中,除了以优异成绩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之外,他坚持自学,借助于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与此同时,他对时事政治倾注了自己的激情。当时图书馆订有北京、上海、湖南等地20多种流行的报刊,毛泽东是最积极的读者。他认真地作读报摘记,积累资料。在与同学们分析讨论时事政治时,常常见解精辟独到,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

1917年正值军阀混战。一天午餐过后,大家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说北洋军阀第八师正向长沙溃退,已经到了离学校只有1公里多远的地方了,但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贸然前进,便停留在那里,并派人至附近的农家抢饭吃。

这消息顿时使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陷入了紧张慌乱之中。全校师生员工都在为摆脱这场灾难各自奔走。毛泽东探听了北洋军阀溃兵的情况,知道他们正处于饥饿、疲惫之中,已是惊弓之鸟,而且还不知道桂军的情况。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于是,便下定决心设计赶走这支溃军。

毛泽东急忙组织“学生志愿军”,特别是同学中的体育运动员们,把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所有的门,作为障碍物,准备作战。这时候,胆小的同学们及某些教职员都伏在后面寝室的天井里,一动也不敢动。毛泽东指挥着同学中少数胆大的,拿着木枪,潜伏在学校前面的山上,又联络了附近的警察分所,让他们派一部分拿真枪的警察伏在“学生志愿军”的前面,然后将大部分学生志愿军分成三队,绕道分布在附近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天黑了。溃兵乘着暮色,沿着校外山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毛泽东见他们已距离学生志愿军潜伏地不远,便命令警察在山头鸣枪,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军放爆竹,并高声呼喊。溃军这时既胆怯,又疲劳,既不明城内虚实,又不知面临的敌人有多强大,于是很快缴械投降了。当晚,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所缴获的枪支和其它武器,抬到了学校。全校师生员工兴高采烈。第二天,露宿学校操场的溃军由商会发款遣走了。就这样,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个全副武装的北洋军阀混成旅便完蛋了。事后,全校沸腾了,大家议论纷纷,称赞毛泽东“一身都是胆”。

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社会。想要“周知社会”,便要与群众交往,做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游学”。所谓“游学”,本是有志的读书人,用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式。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糊口,形同乞丐。“游学”虽然很艰苦,但毛泽东从中了解了湖南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状况、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917年7月上旬,毛泽东邀请同学萧子升进行了一次“游学”。毛泽东身穿一身很破的白裤褂校服,脚踏草鞋,携带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裹,迎夏日早晨的太阳,出发了。

促使毛泽东采取游学这种方式的是一则消息。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对斯诺说:“有一天我读了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游学出发后克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无钱乘渡船过湘江,船到中流时巧计搪塞船主。而后又渡过了第二道难关——饥饿。他们在饥肠辘辘时,毛泽东说:“走,我们开始行乞吧,我一刻也不想等了。我已经饿得要命了。咱们就从那些农家开始。”有时为得一饱乞讨数家。见县太爷时,受到门卫和门房的百般辱骂。在乞讨无门而又饥渴难耐时,先进饭店边吃边设法应付。在途中也曾受到老朋友的盛情款待和许多好心人的慷慨相助。一次,他们在途中为了忽悠一顿饱饭,打听到一个归隐林泉的刘翰林,这是一位老绅士。

萧子升嚷道:“润之,刘先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了!我们首先向他进攻。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诗送给他,用象征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毛泽东立即表示:“好主意!”接着,毛泽东又说:“让我们想想。第一句可以是:翻山渡水之名郡。”“很好。”萧子升赞赏道,“第二句:竹杖草履谒学尊。接下去可写:途见白云如晶海。”“末句可是:沾衣晨露浸饿身。”毛泽东结束了全诗。诗中第三句的“白云”,是暗指刘翰林能摆脱俗事的纠缠,在山中过隐居生活。这首诗完成后,他俩感到很满意,便写下来,签上他们的真名,把信送到刘翰林家。刘翰林看了他们的诗,很欣赏,对他们熟悉《十三经》、《老子》、《庄子》等古籍,也表示赞赏。毛泽东和萧子升临走时,刘翰林从宽大的衣袖里拿出一个红纸包,微笑着递给了毛泽东和萧子升。

毛泽东和萧子升一出大门便躲在一棵树后,打开纸包,里面包着40枚铜板。他俩马上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路旁最近的小食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第二天,他们又去拜访了老朋友何叔衡,他们称他为何胡子。在那里他们受到何叔衡全家的热情接待。何叔衡的父亲以耕种土地而自食其力。离开何家后,萧子升说:“何老先生的这种生活不是很快乐吗?”“他一直是很快乐的。”毛泽东说道,“遗憾的是早年他没有机会读书。你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从事的体力劳动使他的心境很愉快,这是他之所以健康而且自得其乐的原因了。”萧子升接着说,“你记得‘为古人担忧’这句话吧?如果何老先生读过书,恐怕就不会如此了。”毛泽东赞同道:“是的,有知识固然是件好事,但有些时候没有知识反而是更好。”萧子升说:“他所唯一关心的是稻米的收成和猪的长势。一旦获得足够的家用,他就快乐而满足了。但是要知道,他是自耕农。他为自己而劳作。这才是他快乐的原因。那些必须为别人而劳作的农夫却是痛苦的。他们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必须将劳动成果拱手送给他人!”毛泽东说:“是的,更不幸的是,有些想在田间出卖劳动力的人,却无人雇用。这类事情在中国屡见不鲜。”他们迎着清凉的微风谈着,感到异常的惬意和舒畅。两人都甜甜地睡了一觉。

有一次,他们经沙田至巷子口,在一个姓王的老头家里交谈了许久。老头不明白:天气这么热,他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告诉他: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头说:游学并不坏,而且游学的往往是些正直的老实人。我曾在衙门当过门房,亲眼见到为打赢官司送钱送礼。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他们往往见钱眼开,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可以赢,这就叫“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头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沉思。他深感世道的不公平。一路上,他不停地与同行的萧子升热烈地讨论着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事情。

在去安化的途中,太阳落山了,他们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找到旅店。村里的人都歇息了,他们连一个可以问路的人也碰不到。于是,他们借着美妙的月光在柔软的沙岸上坐下来,想好好地欣赏一番。毛泽东叹道:“我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到旅店,今晚我们可没主意住哪里了。哪儿也见不着人影,周围一片空寂。”萧子升说:“是的,四周茫茫然,但我们现在一文不名,即使找到旅店,如果店主知道我们无法付钱,肯定不会收留我们的。”“这倒是。”毛泽东说:“我全忘了我们已没钱了。你说咱们今晚就在这儿过夜怎么样?这沙岸不是很舒服的床吗?”萧子升表示同意。就这样他们在荒野里睡了一夜。到了安化县,参观游历一番后,听说县里劝学所所长夏默庵是个饱学之士,早年毕业于清朝的两湖学院,学识渊博,经、史都好,还有很多著述。毛泽东便去拜访。敲开夏家的大门,有人看到毛泽东一身“游学”先生打扮,便进去通报。一会儿传出来夏先生的话:“不见!”原来,夏先生性格高傲,一向看不起游学先生。所以听家人报告有游学先生求见,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两次拜访都是如此。毛泽东两次被拒绝,一点也不灰心。这天早上,毛泽东又来到夏默庵家门口,敲开门,家人看到又是这个青年,便说:“怎么又是你?我们先生说过不见游学先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你去通报,这一次他准会见我。”正在吟诗作赋的夏先生,见家人又来通报,便说:“如果还是那个青年人,就让他进来吧。”夏先生坐在客厅里,手中端着茶杯,上下打量着被家人领进来的年轻人:瘦长的身材,清秀的面庞,炯炯有神的双眼,身上蓝布长衫虽旧却洗得干干净净。心里想:人倒是仪表堂堂,只不知学识如何?于是也不让座,也不说话,走到书案前挥笔写下一句上联:“绿树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然后背起手,踱着步,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被夏默庵的无礼激得有点恼了,看到书案上的笔墨,也不说话,几步走过去,拿起笔,不假思索地写起来:“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完,大吃一惊,觉得对方远远胜过自己,还带着火辣辣的批评味道。忙放下端着茶杯的架子,笑吟吟地招待这个有才智的青年。毛泽东这时已平息了怒气,与夏先生交谈起来。

这次“游学”,历时盈月。为了纪念这次活动,毛泽东和萧子升还特意拿着游学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毛泽东以乞丐的身份出游近千里,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历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真正深入当时的社会底层,广泛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上至县太爷、归隐的翰林,中到店铺老板、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户、衙门捕快、文书师爷,下至贩夫走卒、巫医僧侣、引车卖浆者等。他亲眼目睹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屋无片瓦、田无一分、家徒四壁、忍饥挨饿的悲惨生活,体察到了人间贫富的巨大差别。毛泽东接触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社会的实际。一师的老师学生们传阅毛泽东游学中记下的笔记后,都不住称赞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一个名叫萧瑜(萧子升——引者注)的同学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这种“游学”和游历,毛泽东十分重视,把它作为了解社会、了解民意和锻炼意志的一种表现。1917年寒假,他到浏阳文家市铁路冲一带,访问同学陈绍休。在那里他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并劝说农民种树。1918年夏初,他和同学蔡和森一起到洞庭湖游历。

第一师范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在1917年的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最后,学校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10月30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学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人的,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耽误!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9个工人来报名。什么原因呢?原来,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没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不会去街上看广告;让警察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5天后,就有100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妙高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一师学校后面的妙高峰是毛泽东和一些有志青年常去讨论的地方。晚饭后,同学们一起爬上妙高峰,在草地上坐下来,浴着星光月辉,一边眺望长沙城中闪烁的万家灯火,一边纵论天下大事。“要改造中国,必须有崭新的理想。”一位同学慷慨激昂地说,“在改造国家中,每一个有志青年也必须磨砺自己。”“读报之外,我最喜欢读《新青年》。”毛泽东目光深邃地说,“我觉得《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都是好主张。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番根本的改造。”“可是靠谁来完成呢?”有的同学苦恼地说,“袁世凯成了窃国大盗,那些军阀头子也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自信地说:“靠他们是不行的,只有靠我们自己,靠我们新青年,靠我们亿万劳苦大众。”这一批有志青年,热烈地讨论着。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左右。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触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很热烈,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1918年3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等13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一些人。这样,新民学会最初的成员就有20余人。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新民学会的章程通过了。其主要内容是:(一)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二)会员必须是向上的青年,必须是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的青年。(三)新会员入会,要由会员介绍,评议会通过。(四)会员必须严格遵守道德生活上的几条戒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在这次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而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的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一直在探求中国的出路。

新民学会成立后,每隔半月、一月开一次会,会员们讨论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报告各自学习和工作的计划和完成情况,互相督促互相鼓励。到五四运动前夕,新民学会已经发展到70多人,都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这批会员有很多都成为运动的骨干。他们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随后,又领导了驱张运动。还创办了文化书社,出版了传播革命思想的《湘江评论》等刊物。

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成长,渗透了毛泽东的心血。它从一个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逐步发展为革命团体,在湖南、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李维汉回忆说:“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后来,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蔡畅、向警予等新民学会的优秀会员,都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或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正如毛泽东所言:“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四)一轮朝阳喷薄出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在北京,毛泽东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毛泽东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在第二次到北京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苏俄的书刊、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总之,1919年年底到1920年夏这段时间,对毛泽东一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他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空前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为他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1920年冬,毛泽东等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李达等取得了密切的联系。陈独秀等常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情况告诉毛泽东,并给他寄来上海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陈独秀还把毛泽东在长沙的活动列入全国组党计划之内。11月左右,毛泽东曾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独秀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这样,毛泽东等于1920年秋开始酝酿准备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终于在1920年11月正式成立了。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据李达回忆:在党的“一大”会议期间,代表们交换了各地的工作经验,认为“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小火轮。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赴上海了。他的心情特别激动。他知道,他肩负着重任……

毛泽东和何叔衡并肩站在甲板上,出神地凝望着前方。天亮了,长江卷起了汹涌的波涛。在水天相接处,一轮朝阳喷薄而出……

周恩来:才俊海外求真缘 

童年、少年时代,本应是人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但对于周恩来来说,从他出生那时起,伴随着家境的衰落,他更多的是体会了生活的艰难与沉重。而他的青年时代,正是求知立业的关键时刻,由于不可能从家庭中获得太多的经济支持,他只有凭着自己的艰辛努力,借着朋友老师同学们的帮助,开创一番人生新天地,于23岁就成长为一位职业革命家,从此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人生之路。

(一)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城内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他是这所周家宅院里的长子长孙。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而淮安则属于“客居”。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但到了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就离开绍兴,迁到了淮安。

周起魁为什么要迁居淮安?因为他是位“绍兴师爷”,早年来到淮安任职。当师爷久了,周起魁果真攀上了一个山阳县(1914年改名为淮安县)知县的官位。谁料,他的前任依仗后台,长期拒不交印,待到他正式上任的时候,已是有心无力、病体难支了,只落得一个七品芝麻官,也是短命的。他在淮安当师爷的时候,由于买了驸马巷这所宅院,所以就定居在淮安。而短命的一任知县,虽不可能是清廉的,但也使他无从获得太多的财富。因此,家中田产一亩也没有留下,仅买得城外一块坟地。

周起魁有四个儿子,贻赓、贻能、贻奎、贻淦。按照封建大家庭的规矩,叔伯兄弟间的大排行,分别是老四、老七、老八和十一。

周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便是周恩来的父亲。他是“国学生”、“主事衔”。“国学生”是清政府规定的最高学位;“主事”则是官阶,正六品。但周贻能却只有官阶而没有任何相应的职务。他考中秀才后即回原籍绍兴,拜亲戚为师学习师爷。无奈他为人忠厚老成,虽学习多年却未修成正果。而家中自周起魁去世后,经济上便每况愈下,出于生计,他只能去给人当幕僚、家庭塾师或者做做文书、收发之类。长年奔波在湖北、东北、北京等地。

周恩来的母亲姓万,小名冬儿,因为排行十二,大家都叫她万十二姑。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出身,以后在同属淮安府的清河县(1913年改名为淮阴县)做了30年知县,颇有政绩。在任一方,万家也就定居清河。万十二姑读过五六年家塾,也许是因小时跟随父亲出入于官宦门第、见多识广的缘故,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结婚后,生了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恩溥比他小1岁,恩寿比他小6岁。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周恩来出生不满1岁时,由于他最小的叔父贻淦去世,没有子女,为了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周恩来的父母就把自己唯一的孩子过继给他。因此,幼年的周恩来就由守寡的嗣母陈氏带在身边抚养。

陈氏的娘家在苏北宝应,她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比较好的修养,那时她才22岁。因为年轻守寡,从不外出,她就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嗣母对他的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书、写字。教他背唐诗宋词,“锄活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事,农夫犹饿死”……为了帮助记忆,嗣母还经常与他比赛拼诗,即将一个个纸片上的单体字,拼成原来的古诗,看谁拼得快。这种方式,不光是要有记忆,更要有诗般的创意。此时的周恩来,当然不可能完全弄明白这些诗词的含义,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种良好的古典文学的熏陶,对他将来的写诗作文起了很大作用。此外,陈氏还经常给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民族英雄岳飞、关天培、林则徐,巾帼英雄梁红玉等,更是讲者不倦,听者不厌。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有着异常深刻的影响。40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又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

在周恩来4岁生日那天,陈氏为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件生日礼物——一只小柳斗,寄望儿子将来的学问能用柳斗装。从此,这只小柳斗就一直伴随着周恩来,而今则被保存在他的故居内。

5岁起,周恩来被送进私塾读书。开学那天,私塾先生把他端详了半天,问道:“学名起了吗?”嗣母说:“起了,叫恩来,恩德的恩,来去的来。”先生一听,点了点头说:“恩来这名字好。既然这样,我就给起个字吧。”他略为沉吟,说:“我看他就叫翔宇吧!这孩子长大一定能成大器,像只大鹏一样,飞翔在天地之间。”

从此,周恩来按旧式习惯,就有了3个名字: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生母万氏、嗣母陈氏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居住,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外祖父家里人很多,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万十二姑去调解。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跟着母亲去,在旁边听着,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对日后他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万家私塾,先生教的仍然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周恩来由于基础较好,加之天资聪颖,对这些东西早已失去兴趣,只是每天能应付先生就可以了。更多的时候,他是来到外公的书房,读那些古书。万家的藏书很丰富,使他能大量地自由阅读。如《西游记》《三国志》《水浒》《岳飞传》等,他都在外公的书房里看过。周恩来很聪明,性格中又有着活泼的一面。在外祖父家,同辈的孩子多,常在一起玩,放风筝、做鸽哨、逛庙会……无忧无虑的周恩来,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比较欢乐的童年生活。

尽管生母、嗣母对周恩来满腔关爱,却都没有看到周恩来学业有成那一天。在周恩来9岁那年,她们相继辞世。两个母亲的死,使周恩来的生活陡然发生变化,料理完丧事,家里已是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把10岁的恩来、9岁的恩溥和4岁的恩寿托付给了他八叔八婶。作为家中最长的孩子,周恩来不得不年少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这使他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难,多了一番历练。多少年以后,周恩来曾回忆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墙上贴上一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还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有一次,一个亲戚过生日,请帖送来了,周恩来急得没办法,和八婶商量,家中已没金银首饰,只从箱子里找出两件缎子衣服,一个人挟着到当铺典当,好说歹说当了两块五角钱,算是把送礼这一关应付过去了。

生活的重担,就这样压在了童年周恩来稚嫩的双肩上,他无法不予承受,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并承担起这一切。除了自己考虑生活经济来源和应酬亲友外,他还坚持读书,先是在家里,后来到东门附近表舅龚荫荪的家塾里寄读。

又是一年春草绿,日复一日的凄凉艰难的生活,磨炼着周恩来早成的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而改变这一切、拥抱新生活的希望,也无时不在烧灼着他那不甘屈服于现状的心灵。他把希望寄托在四伯父周贻赓(字曼青)的身上,因为伯父同父亲一样在外谋职做事,但待遇稍好,且无子女负担。几年来,正是四伯父的资助,才使家中常有雪中得炭之感。1910年,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俸饷科升任科员,生活又趋安定一点,便想到要周恩来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生活。这对淮安老家来说,也是一种减少生活压力的好办法。伯父的仗义援手,使周恩来的生活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0年春天,周恩来随堂房三伯父周贻谦奔赴东北。

出江淮平原,向北,再向东向北,一路上的辗转,使少小离家的周恩来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母亲的博大胸怀。从江河纵横,到白山黑水,人文地理的巨大变化,使周恩来的视野与心胸顿时变得广阔多了。他后来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到东北后,就进入奉天府(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学习,这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民族危亡,山河破碎,革命军的反清斗争,激励着周恩来振兴中华的革命觉悟。一次,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答“为升官发财”“为更好地生活”;有的说是“为掌握更多的知识”等,而周恩来却坚决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连串的问题就从那时候起,一直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周恩来的心中,成为经久持续的动力,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并很快从爱国走上了革命道路。

周恩来在学校里学习认真,有礼貌,守纪律,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国文的成绩尤其突出。他的作文常被教师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学校举行演讲比赛,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周恩来的第一篇演讲是反对鸦片。“此毒不禁,吾国何能兴旺、吾民何能强大?”

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他当时认为,中国要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他怀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也作了比较好的阐述,“心长语重,机畅神流。”直令国文教师感慨系之:“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

这时的周恩来,同他在苏北的童年时代相比,已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不仅是在学识、眼界上,还在于他在东北交了很多朋友,身体也锻炼得很好。后来,他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他又说:“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但更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他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以后。

1913年2月,周贻赓的工作有了变动,到天津改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15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一起搬到天津,这使他的生活环境又起了巨大变化,展现在周恩来面前的世界更加广阔和多样了。

周恩来到天津后,于8月间考入南开学校。这是一所闻名国内、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校长张伯苓,均是思想开明人士。

从那时起,整整4年间周恩来一直在南开学校学习,并且住宿在学校里过集体生活,即便假期也是这样,很少回家。他不是不想家,只因“境遇困人,卒难如愿”,虽“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但也只好如此。因此,他对学校和周围的同学就格外依恋,“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

从当时来说,南开学校的教育是比较进步的,并且很有特色。学校的学制是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学校对学习要求极严。各门课程每月考试一次,期未有大考,留级和淘汰的都不少。能坚持到毕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初入南开学校,周恩来的英文基础比较差,接连几篇英语作文教师评语亦不甚佳,周恩来思想上有很大震动。但周恩来从此“发奋攻读,始同趋步”,很快就成为优等生,同时保持了国文突出的“传统”特点。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赛中,他以一篇《诚能动物论》,“识见高超,理境澄澈。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从而“冠冕群英”,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周恩来获此次全校作文比赛个人第一名。第二年,由于他品学兼优,经教师推荐,学校破例免除他的学杂费,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唯一的免费学生。

学校在道德品行方面也有严格的要求。全校在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修身课,由校长张伯苓和其他教师讲国内外大事和做人做事之道,有时也请校外的名流学者来校讲演。这种课程,对周恩来形成自己的修身之道很有影响。尽管品学兼优,在各种活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但他从不骄傲,从来不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相反,总是尊重别人,总是那样温和诚实。他的同班同学陈彰在回忆中说:周恩来在学校里“给他的印象,概括成四个字:严肃活泼。在学校时办事认真严肃;平时爱活动,很活泼,很有风趣”。这些显然同当时南开学校的校风也有一定关系。

南开学校的特色不仅在于学习纪律严格,还在于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开展课外活动,要求学生在学校里不单是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论起办事能力,这可是周恩来小时锻炼出来的强项。主持校报、参加剧团……“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周恩来总是甘于默默无闻地去做那些为公众服役的事情,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和热心为大家办事,博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在学校里,周恩来还先后担任过《校风》的总经理、演说会的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会总干事等。

入学的第二年,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会员最初是20多人,后来逐步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周恩来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同时,他还主持出版会刊《敬业》。在1914年10月出版的《敬业》创刊号上,发表周恩来的诗作《春日偶成》: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1916年10月出版的《敬业》第5期上,发表他和老师原韵的诗作: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这些诗作表达了周恩来对黑暗时政的忧愤之情,以及高飞致远的振翅之怀。

周恩来同老师的关系也很融洽。每隔几个星期,他总要在休息日到校长张伯苓家去长谈。张伯苓也很喜欢他,总是留他吃饭。张伯苓常对家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南开学校的校董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曾托人向他提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周恩来一次散步时告诉张鸿诰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婉辞了。

周恩来的生活十分俭朴。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但伯父收入微薄,他的学费常常不能及时缴付。从第二年起,他虽然不用再交学杂费,但生活费用还需要自己解决。因此,他在课余和假期中经常为学校刻蜡纸、油印或抄写讲义,以换取一些补贴。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特别奖。

(三)“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四年的南开学习结束了,毕业后该怎么办?这是摆在周恩来面前的难题。

“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他在南开学校学习的四年间,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还在一步步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争权夺利,竞相卖国以求后台支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历史活剧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知死活地折腾。早已立下振兴中华之志的周恩来,面对这黑暗的一切,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到沸点。他渴望找到救国救民之路。这时,友人借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去日本求学。

为什么日本对中国肆行侵略,还要到日本去学习?须知,日本过去也蒙受过外国列强的欺凌,明治维新后却一天天兴盛起来。作为中国的近邻,他们为什么能富强起来?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有志之士选择到日本留学的重要原因。

另外,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周恩来想,如能得到这个待遇,他在日本求学的费用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很想试试,到日本去报考官费留学。

动身出国前,他先到东北探望了又调回这里工作的伯父,并回沈阳母校同师友相见。8月30日,他给同学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9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夕,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到达日本,周恩来见到了很多南开学校校友,得帮助不少。10月间,他进入一所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一些课程,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周恩来十分明白,他到日本求学很不容易。但他又不愿一味地死读书。他来到异国他乡,总想多从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2月21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中国的老话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就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时,《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几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其实,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早已出版,但那时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新青年》杂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他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有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他带在赴日途中看看,很是喜欢。到东京后,他在极端苦闷中把《新青年》第3卷重新找出来,又读了一遍。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从今后要按着2月11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自今以后,我愿意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创一个新纪元!”

 “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是的,一片新的希望在他面前升起来了。这种新的信念是他过去还未曾领略过的。因为他本来在精神上正处于极端的痛苦和烦闷中,这种新的信念带给他的震撼力量就格外巨大。尽管这个“新”究竟是什么对他来说,一时仍然是模糊的,不是那么清晰的。

这以后几个星期,他集中精力投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考试是在3月4日至6日进行的,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而是准备全力以赴地投入下一次考试的准备。他订了计划,每天读书13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3小时半,睡眠7小时。

但是,一场突发的爱国运动改变了周恩来在日本的全部生活。这就是反对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留日学生运动。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周恩来,无法再沉下心来埋头考试,积极投身于这次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5月19日,又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入会的那天,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一篇讲演。末了,他把两句话作为给其他会员的赠言: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由于周恩来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对7月2日至3日的报考第一高等学校顾不上再作多少准备。考试结果,又因日文的成绩不够好,没有被录取。周恩来的心情自然很沮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这时正在暑假中,7月28日,他离东京回国探亲,在国内度过了一个多月,9月4日,重新回到东京。

此时,在日本,反映俄国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已有很多,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等等,在书店里都可以看到。到第二年1月,河上肇又创办了《社会问题研究》。这个刊物每月出版一期,从第一册起,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已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的周恩来,立刻成为这个刊物的热心的读者。思想的变化,在外观上体现出来,就如曾和他共住过一个多月的留日学生的印象那样:他沉着,冷静,不爱说笑话。每当谈论问题时,总是讲些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另一个印象是: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条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翻书阅读。

在这个时候,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对日本的社会渐趋失望的周恩来,下决心回国学习,再图他兴。

“一线阳光穿云出”,留日经年,带着这种欣慰的心情,周恩来在4月间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回到国内,周恩来尚未来得及考虑如何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学习,五四运动的风暴就率先在北京来临并迅速在天津得到响应。

5月7日,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25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邓颖超担任讲演队长。

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南开学校的校友身份,但他没有因此而自甘置身事外,而是“天天到南开去”,热情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积极出谋划策:“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为此,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曾先后主办《敬业》和《校风》,其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因此,他这位校友接到了主办报纸的诚意邀请。周恩来也自认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愉快地答应下来,并住进了南开学校。

办报纸可是个苦差事,不说最初的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没印厂、四要向警察局立案,就说一俟办起来,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就更多了。周恩来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事无巨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要管。

7月21日,《天津联合会报》正式创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在创刊号上,周恩来又以《革心!革新!》为题,撰写发表了发刊词。

会报一问世,即获好评。时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的马骏看过发刊词后,不禁赞赏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少年世界》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说:会报“比较的更为敢言”,“‘主张’与‘时评’二栏目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由此,周恩来通过这张会报,同学生们一起关注着国内的各种重大事件,对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起着呐喊助威、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周恩来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比学生联合会等更严密的团体,以吸纳运动中的一些骨干分子,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他的这个倡议,得到了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等人的赞同,并迅速行动起来,积极筹备。

经过准备,9月16日的筹备会决定出版一种名叫《觉悟》的不定期的小册子,而新团体也因之就叫“觉悟社”。“觉悟”一词,是当时进步青年中一个十分流行的用语。最早的会员共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10人,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谌小岑等。这样,觉悟社就正式成立了。大家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即使用了“伍豪”的代名。经过大家讨论,周恩来被推举起草《觉悟的宣言》。

《宣言》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为着实现这个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的言论——著作同讲演;

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在五四运动中享有崇高声望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即被请到觉悟社讲话,此后,徐谦来讲过《救国问题》,包世杰来讲过《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来讲过《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来讲过《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来讲过《白话诗》等。他们还经常召开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讨论会,讨论学生的根本觉悟,讨论家庭改造,讨论工读主义等。不能否认,觉悟社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和为此而奋斗牺牲的精神,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他们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周恩来一样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初步的认识。因此,讨论中也是各抒己见,想法不尽相同。邓颖超说过:“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

不难看出,觉悟社的主要活动内容还是在校园范围内,并没有向社会上走得太远。周恩来也已在9月间南开大学开学后,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邓颖超后来说过:觉悟社“只作过那些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生,活动以搞学生会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活动”。

此时,国内的爱国学生运动已转到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上来。天津各界学生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并上街检查日货。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学生爱国运动施以严厉镇压,逮捕了各界代表马骏、马千里等20多人。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的五六千名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推出周恩来、郭隆真、于兰舟、张若名4人为代表,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闯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有了被反动当局逮捕的经历。

被捕后,反动当局玩弄拖延战术,对他们既不公开审讯,也不释放。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通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天津各界的代表,反动当局也不能不顾虑社会影响,遂于4月7日将他们移送地方检察厅。

关到检察厅后,被捕代表有了相对多的自由往来机会,并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作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舟3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周恩来分5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被拘押的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思想是颤动于狱中”。经过思考,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但在辩护人的辩护面前,公诉人理屈词穷。但他们岂肯服输?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仍以所谓“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正是他被检察厅拘禁的时间。邓颖超回忆说:“公审的那一天,法庭上挤满了旁听的人群。天津河北三马路上的地方审判厅的外面,站立着等候消息、声援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的广大队伍。当局也感到众怒难犯,决心释放被禁的代表。但他们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做下的错事,强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个学生的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们已被禁的日数相等。于是法官宣布期满释放。”

那时候,国内正掀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在狱中时,就有了赴欧洲求学的想法。这在他6月8日写给准备赴法的觉悟社社员李愚如的诗中即已表现出来: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的天真浪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出狱后,周恩来一方面做着觉悟社的工作,一方面积极准备赴欧求学。

(四)赴欧求学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为了进一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周恩来于1920年11月7日自上海乘船启程,赴欧洲留学考察。为什么要到欧洲去求学?他到欧洲后不久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自己去欧洲“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此次赴欧求学,得到严修的推荐。严修还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周恩来及另一位学生的信,并同替周恩来辩护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各资助周恩来500元,作为他赴欧的费用。周恩来在行前又同天津《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通信员,经常为他们撰写通信,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

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经过36天的航程,将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中国赴法学生送到了著名港口马赛。周恩来在巴黎作了短暂停留,即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首都伦敦。来到伦敦,周恩来是想在这里求学的,因为“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世界之缩影。”在伦敦,他深知妨碍自己求索的两大不利因素,一是语言,二是经费。对于语言关,他一求多读,一求多谈,并志在多读。对于经费问题,鉴于伦敦的生活费用太高,他只好转向消费水平较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虽然同意免去周恩来的入学考试,只试英文,但考期在这年9月,开学则在10月间,屈指算来,他需要在这里等待半年之久,为了节省经费,他不得不转赴法国勤工俭学。因为爱丁堡的消费水平虽低于伦敦,但还是要比在法国高出许多。加之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远远多于在英中国留学生,所以周恩来只在英国待了5个星期,就回到了抵欧的第一站——法国。

来到法国,周恩来自觉地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即审慎求真地探求社会问题、探求学问、确立信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潜心探究后,他终于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生信仰。

1921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3月他写信给国内的同志,一则表示决心,二则互相勉励:“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了一首诗:《生别死离》——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从此,周恩来由一个孜孜以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海外学子,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并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于1923年3月担任了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由于国内大革命运动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遂于1924年7月告别生活了4年的欧洲,返回祖国。行程还是与那烟波浩渺的海洋相伴,但周恩来已不再是当年那位旨在去推求比较的热血青年。在他随身所带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写着这样的评语:

周恩来一一浙江,年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遥望祖国,周恩来的人生又将揭开新的一页。

 

(本文参考书目:《红墙里的领袖们》《毛泽东实录》《毛泽东情感实录》《周恩来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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